特稿|美军撤离,阿富汗“猎鹿”

在得知美军完全离开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那天,身居海外的阿富汗人纳德尔·阿扎米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欣慰,但随后他自问,“谁来维持和平?”
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郊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见证着数十年来外国占领者在阿富汗的交替兴衰。
在美国20年经营下,这个庞大的军事设施成了一个五脏俱全的“战时城市”。然而,就在7月2日,最后一批运输机载着弹药、打包好的集装箱和为数不多的美军一起,飞离了机场的地平线后,这个只剩下“空壳”的机场基地被移交给了在塔利班攻势下摇摇晃晃的阿富汗政府。
“他们起初很高兴,但也很不安。”身为澳大利亚阿富汗社区支持协会主席的阿扎米近日对媒体表示,面对美国撤军,散居海外的阿富汗人心情复杂。
“我们确实知道,国际联军不可能永远留在阿富汗。有一天,他们终会离开。”与阿扎米一样,从事冲突与和平研究的阿富汗哈扎拉人法尔洪达·阿克巴里也深感忧虑。“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一切了。”她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法尔洪达自小伴着有关混乱和冲突的故事长大。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法尔洪达的父辈在国内流离失所。1998年,7岁的法尔洪达获得难民身份,辗转流离于各国的难民营。2003年,法尔洪达与家人在澳大利亚开始了新生活。每隔几周,法尔洪达就有在阿富汗的亲戚去世,即使身处异乡,她与家人也会为他们哀悼。
自塔利班政权2001年被推翻以来,不少如法尔洪达这样的阿富汗青年投身于建设一个新阿富汗的愿景中。身为一名阿富汗少数民族女性,法尔洪达的经历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从没受过正规教育,到成为一名研究阿富汗和平解决方案的博士候选人,法尔洪达的未来大概会一片坦途。但她害怕,自己的祖国会回到无止境的动荡。
同一时刻,在阿富汗国内,塔利班卷土重来,保守价值的支持者们正庆贺着外国大兵的撤离。自诩现代与自由代言人的美国人离开了,代表传统价值的塔利班却势头正盛,这似乎荒谬,却又逻辑自洽。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迪帕利·穆霍帕迪亚伊曾做出一个比喻,“猎到鹿——和平与稳定,防止阿富汗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天堂,将为所有人带来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红利。”迪帕利借助这则猎鹿寓言说出自己的希望:就像林中猎人一样,不论塔利班还是现政府成员,阿富汗的政治精英至少可以从团结中获益。
在阿富汗近代布满尘土与鲜血的历史中,改造社会的实践从未停止。外国人带着征服的梦想和各种新鲜的意识形态闯入了这个高山与荒漠遍布的陌生世界。英国人远征未果,苏联人在此地折戟,如今美国人也黯然离场。
重建阿富汗的责任,注定回到阿富汗人自己身上。
那些美国大兵们离开了
“整个周末的场景几乎就像是一个耗资数万亿美元的项目变成了一场车库拍卖。”《纽约时报》驻阿富汗记者托马斯·吉蓬-耐夫如此描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结束的第一天”。
在阿富汗另一美军主要据点坎大哈空军基地,半拆除的户外健身房和空机库内塞满了各种军需品,曾用于美军转机的客运大楼漆黑一片,里面堆满的椅子上尘土飞扬,电量不足的火灾报警探测器“唧唧”长鸣着,所有的食堂都大门紧闭。
历时20年,阿富汗战争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对外战争。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数据,美国至少在阿富汗进行了5次军事部署。《华盛顿邮报》则指出,大约2300名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丧生,另有约2万人在战斗中受伤。在撤军前,美国国内“带老兵回家”的舆论早已铺天盖地。
在国际组织从事安全相关工作的中国人小冉(化名)见证了这撤离前的匆匆一幕。他告诉,外国士兵们基本上都归心似箭。赶上了驻阿联军撤离的最后一趟,小冉也“淘”到了外国大兵们的临别礼物——美军、德军、英军等部队的各式臂章。
那些美国大兵们终于离开了,表面上井然有序,却难掩基地围墙外的绝望。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坎大哈国际机场的另一端,负责阿富汗一个小型空军指挥中心的阿富汗军官穆罕默德·巴希尔·扎希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双耳忙于同时接听两部电话,手里还拿着一部手机。他在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上不停输入着信息,试图为阿富汗地面安全部队和附近受到塔利班武装分子威胁的哨所争取空中支援。
扎希德少校预计,不久的将来,他向美国人发送的求助信息将再也得不到回应。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美军撤离前还在机场炸毁了所有无法带走的车辆。《纽约时报》解释道,考虑到阿富汗军队中猖獗的腐败现象,美军销毁车辆是为了防止这些财产被变卖。
“美国对待阿富汗的方式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只考虑到了必须撤军,但并没有考虑到这会如何影响当地人的生活。”2018年以来,法尔洪达多次回到阿富汗观察和平解决方案的讨论,她认为,美国为了能从阿富汗抽身,承认了塔利班的地位,也牺牲了其亲手扶植起的阿富汗政府及支持政府民众的利益。
在传出美军要撤离阿富汗的消息之后,喀布尔各处的外国使领馆人满为患。小冉外出时看到了土耳其领事馆外排起的长队,“大家都想获得土耳其签证,赶快离开阿富汗。”
“现在的恐怖袭击的确变多了,主要是针对阿富汗政府军、外国人,还有基础设施。”小冉说道,“从塔吉克斯坦过来的电线可能都被炸毁了,导致现在喀布尔市区每天停电时间达五个小时以上。”
另一名在阿富汗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中国人季冬(化名)则在一段给的留言中透露,塔利班干扰了他所在的南部某省份大多数卫星通讯,使得他经常与外界断联。
纵使局势恶化,还是有不少阿富汗当地老百姓乐见外国大兵们的离开。
小冉表示,国际联军的任务总体以保护自身为主,很少会做出保护平民的行动,而行动期间误炸误伤的事件也难以避免,当地老百姓因此也并不很喜欢这些外国军人。“首先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很容易吸引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注意,当地人会被波及。其次,欧美人的一些规则对于当地来说也非常野蛮。”
在这场被冠以反恐之名的侵略战争中,阿富汗人民显然是最大的受害者。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战争成本项目的研究,在美军占领阿富汗的20年,阿富汗有24.1万人直接死于战争,还有数十万人死于战争带来的饥饿与疾病——这一数字与美军的2万余人死伤相比,更为沉重,却也更为沉默。
“我们打败了一个超级大国”
和20年前耀武扬威的大阵仗截然不同,美国和北约盟军在离开时没有任何仪式。与这黯然离场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塔利班的势如破竹。
7月2日,就在美军离开后几个小时,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就遭到武装分子洗劫。塔利班未宣布对该事件负责,但他们确实以某种方式庆祝着美军的撤离。社交网站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趁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易手,塔利班从阿富汗政府军手中窃走了大量美军的悍马车。
塔利班,在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中意为“学生”,以在统治地区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为人所知。上世纪90年代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北部出现,随后从阿富汗西南部迅速扩张。1998年,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近九成地区,直至2001年美国以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为由推翻其在阿富汗的统治。随着美军的撤出,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
“他们像是说着,我们是胜利者,我们是征服者,我们将要掌管这个国家——因为我们打败了一个超级大国。”法尔洪达认为,“这种叙事鼓舞了塔利班战士的士气,与此同时也让阿富汗政府军的军心动摇。”
“塔利班觉得正是通过自己在战场上的压力,迫使美国最终做出了撤军决定。”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告诉,“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过程,一是可以促进美国更快撤军,二是向政府军施压,提升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
总部位于喀布尔的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所长塔米姆·阿西对媒体表示,塔利班目前采取了打击阿富汗主要城市周围经济和军事咽喉的战略,“这是为了切断城市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实现最终占领。”
“阿富汗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军防守主要是定点的,很容易被分散的塔利班围攻。”朱永彪指出,“在敌明我暗的状况下,塔利班采取的策略就是在政府军人多时对其进行恐怖袭击,而在双方人数相差不多时,对其发动直接进攻。”
据报道,阿富汗政府军士兵常常抱怨军饷拖欠、弹药短缺、空中和地面增援部队的延误。一些情况下,塔利班在与阿富汗安全部队发生激烈冲突后即占领了军事基地,另一些情况下,利用舆论压力,塔利班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夺取地区控制权。加兹尼省的一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甚至连他和战友们也对目前的推进速度感到惊讶。”
“塔利班可能会遵守之前的约定,9月之前不进攻大城市。”在冲突地区工作多年的小冉说道,“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渗透、不会通过其他方式去控制。”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屹峰对指出,塔利班近日取得显著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了政府军与美军两方交接的空档。但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塔利班在阿富汗国土上已经完成了潜移默化的渗透。“塔利班不仅是一个武装组织,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阿富汗政府在阿富汗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权力空间。”
事实上,不同于人们印象里的“恐怖分子”,塔利班有着严明的纪律和很强的组织能力,影响力深入农村与基层。“(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只不过是喀布尔市长。”民众当中流传的一个常见的笑话说道。而塔利班却弥补了政府组织力不足带来的真空。
对于一些阿富汗司机而言,由于塔利班的袭击,一些道路反倒变得安全起来。“我们现在很放心,警察不会因为要收取贿赂而骚扰我们。塔利班甚至会为过路费开具收据,这样司机就不必重复付款。”往来喀布尔与坎大哈高速公路的巴士司机穆罕默德告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高速公路上的抢劫案也少了,劫匪在路上停不了五分钟,因为塔利班一听到动静就会骑上摩托车(赶来)。”
“除此之外,塔利班还善于运用心理战。他们通过宣传,利用当地的部落长老等人,向政府军进行游说,同时通过这种胜利的宣传迫使政府军投降。”朱永彪也指出。
7月4日,阿富汗驻华大使在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媒体报道正在为塔利班造势。“当塔利班夺得一个地区控制权的时候,几乎所有媒体都会报道。然而,当阿富汗政府军夺回某地区控制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媒体会报道这一进展。”
针对塔利班在战场和舆论场上的双重攻势,阿富汗政府也开始鼓励平民自我武装。
6月的一天,在喀布尔北部的霍达曼村,数百名男子从家中的壁橱拿出陈旧的步枪,他们聚集在大街上,举起破旧不堪的武器,对着新闻媒体的摄像机大喊着“保卫土地、保卫家园、保卫我们自己。”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此之后不到一周时间,十几个省份的民兵迅速加入了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行列。
对此,朱永彪分析认为,这也是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舆论战的一部分。“阿富汗各地确实发生了一些起义反抗塔利班的行动,但是在背景和人数方面可能有所夸大。”
身在被塔利班围困的南部某省份的季冬认为,鉴于塔利班目前的政策,他们会尽量避免对村落城镇的直接攻击,对于服从和支持塔利班的部族,塔利班也避免在他们的居住地与阿富汗政府军交战。“若攻入省会城市,可以预见短中期的巷战以及阿富汗空军空袭, 且有可能是无差别的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代价可想而知。”
塔利班变了吗?
“恐怖组织、制造人肉炸弹袭击、以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对阿富汗进行铁腕统治,禁止女性接受教育或工作……”这是20年前被美国推翻以前,塔利班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
“塔利班拒绝自己是恐怖组织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是叛军(编注:受访者原话),他们不袭击平民,只与政府作对,跟大家理解的恐怖分子有很大的差别。”曾与塔利班有过多次接触的小冉说道。
20年后,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社会的不断渗透,人们眼中塔利班的形象也开始发生了改变。在2019年7月的多哈会议上,阿富汗妇女代表就女性着装问题与塔利班进行了接触,塔利班称,“不需要完整的布卡(Burqa,一种穆斯林妇女的黑色拖地长袍),头巾就足够了。”一些妇女认为这是塔利班心态的转变,“他们更愿意讨论妇女权利了。”
德国阿富汗问题研究学者托马斯·鲁蒂希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TC)研究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指出,“塔利班的政策制定是由军事和政治必要因素驱动的——换句话说,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是务实的。”
小冉在与阿富汗联合国妇女署的工作人员交流过程中得知,为了获得民心,塔利班在自己的控制区确实也会实施一定的“解放政策”,例如妇女可以不再佩戴头巾、可以接受教育。
但是以法尔洪达为代表的一部分阿富汗人却并不相信,20年后,塔利班有任何改变。
“我的童年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当我们辗转于各个国家,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份不被认可,我不能上学。”法尔洪达13岁到达澳大利亚时才第一次接受正规教育,这也让她体会到了教育机会对于一名阿富汗女孩是如何珍贵。
“文化程度低,在阿富汗女性当中是很普遍的。”法尔洪达家族中几乎所有的年长女性成员都未受过教育。但她指出,在2001年美国及北约联军占领阿富汗后,女性开始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由于曾经受迫害的历史,哈扎拉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那是一段黄金时间,即便是在遥远的乡村,每家每户的哈扎拉女孩也有机会去上学了。不过其他民族仍然会有犹豫,他们的女性还是会受到诸多限制。”
“美军进入阿富汗20年来,确实也对阿富汗的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慢慢地人的思想没那么封闭了。但是在阿富汗的农村一直都是教法主义占主流,没有太多区别。”小冉也指出,由于阿富汗政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弱,也缺乏深入农村教育体系的铺设,农村儿童很难获得教育,“所以他们会去阿訇那里上课,男孩子能认字已经了不起了。”
法尔洪达将阿富汗女性教育的缺失归咎于塔利班的政策。“现在他们正在运用宣传,说他们将会在伊斯兰教教法框架内,允许妇女受教育、从事工作。但事实上他们从未与我们分享过这些政策,我们只能从他们的过去得知,在那些塔利班控制的地区,人们一直生活在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下。”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6月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专访时提出了塔利班为阿富汗设想的“未来愿景”。
“外国人带来的规则和法律不适合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但我们确实希望城市和农村的妇女都享有自己的权利。”穆贾希德认为实现妇女权利的前提是,“首先,在大中小学或宗教学校中,男女应分开,或女性应佩戴头巾。无论我们今后做什么,法律法规都应遵循伊斯兰教法。”
5月9日,喀布尔的哈扎拉人社区发生一起针对女学生的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5人死亡。一些放学的女学生在第一次爆炸中殒命,在随后的两枚炸弹引爆后,另一些惊慌逃出学校的女孩们也倒下了,只留下血迹斑斑的道路上散落的书包和课本。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指责塔利班策划了这次袭击,塔利班发言人断然否认。
哈扎拉人是阿富汗第三大种族群体,也是该国最大的宗教少数群体。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占多数的阿富汗,哈扎拉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不同的信仰和与一般阿富汗人不同的外貌特征让他们更容易成为各种武装组织的目标。上世纪90年代,针对地区起义,塔利班报复性地杀害了大量哈扎拉人。近些年,哈扎拉人也成为了当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的袭击目标。
朱永彪分析认为,为了避免再次遭到屠杀,哈扎拉人很早就做好了武装自卫的准备,但另一方面塔利班也在争取哈扎拉人,试图对他们进行游说,表明自己已经改变了以前的政策,提出了合作的主张。“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对塔利班的这种不信任感是很强的,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否会遭到清算,所以现在比较犹豫。少数民族更多还是与政府站在一起。”
“有太多和我一样的阿富汗人,我们从家乡走了出去,我们也想要回到阿富汗,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效力。”当被问及是否还会回到祖国,法尔洪达说道,“但是如果塔利班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我们有关身份、有关民族、有关性别的一切权利,可能都会发生改变。”
“不可征服的土地”
20年的时间,除了一片千疮百孔的土地,美国还为阿富汗留下了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国民议会和一部宪法。然而,有了政府和宪法的阿富汗,真的改变了多少?
阿富汗裔美国知名作家塔米姆·安萨利曾在自己的书中讲述了一则轶事。电影制作人塔玛拉·古尔德在拍摄纪录片《国家的地狱》时,曾就宪法问题采访了一名阿富汗男子。在达利语(在阿富汗使用的波斯语变体)中,“宪法”与“基本法”是同一个词。这名男子听罢摇了摇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基本法?”他笑道,“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基本法就是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
“是啊,基本法,阿富汗早已有之,这些外国人为何还要多此一问呢?”安萨利说道。
“美国在阿富汗进行重建,是按照西方民主政治架构来改造阿富汗,在这一点上,美国失败了。”张屹峰指出,“实际上阿富汗在选举的过程中,主要竞争者基本上还是按照民族来划分,如果美国不干预,各方缺乏基本的共识,选举就会朝着更加无序的方式进行。”
2019年,总统大选结果引发了阿富汗长达近一年的政治危机。现总统加尼的老对手阿卜杜拉不承认加尼再次当选,威胁要组建平行政府。虽然两人后来达成了权力分享协议,但这场政治纠纷让阿富汗安全部队士气低落,也让更多老百姓加深了政府“松散又腐败”的印象。
“中产阶级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支持现政府的,他们都告诉我们政府可以坚持住,但是普通人就有比较明显的分化,他们会明确地告诉你,塔利班是‘好人’,他们不会干‘坏事’。”小冉说道,“其实阿富汗人内部的分裂是非常严重的,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但总体来说非常不看好现政府。”
在阿富汗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占人口约40%的普什图人,还有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俾路支人……仅阿富汗宪法里列出的民族就有14个。在美国之前,苏联已经在这片险峻多山、部落割据的土地上遭遇了由盛转衰的厄运。几十年后,横亘在中亚心脏的“帝国坟场”名声依然响亮。
“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人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安萨利在《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中指出了“帝国坟场”这一观点的片面性。
达利语是大部分阿富汗人的第二语言,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哈扎拉人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这些正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留下的痕迹。“种种事例表明,阿富汗这片土地并非不可征服,只是所有成功的征服者现在都被称为‘阿富汗人’。”
早期的征服活动塑造了阿富汗。理解这片土地,需要回归其复杂的历史文化。近代以来外部势力对阿富汗的一次次入侵、干预,几乎都是对组成这一机体不同部分的挑拨和利用。安萨利认为,只有外部压力的减弱,阿富汗人才能着手解决国内的文化矛盾,社会才有可能达成和解。
“事实上,阿富汗人以团结著称。过去几百年来,阿富汗人创造出了很多个政府,但这个国家从未真正分裂过。”在中国工作的阿富汗人拉旺告诉。
拉旺出生于杜兰线一侧的开伯尔-帕赫通赫瓦,父亲是塔吉克人,母亲是普什图人。1893年英国占领阿富汗时,蓄意将强大的普什图人社区一分为二。英国人以当时外交大臣的名字确立了杜兰线作为英占南亚的边境。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这一边境地区公投决定加入巴基斯坦,但阿富汗从未承认。
从国籍上来说,因一条杜兰线,拉旺的家族被迫分割成了“阿富汗人”与“巴基斯坦人”。他也因此坚信,人们现在目睹的战争“并不是阿富汗人的战争,而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战争、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战争。”
“由于我们的战略位置,这里还有着其他地区大国的身影,每一股力量几乎都拥有自己的代理人,所有参与者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都会对阿富汗国内各股势力提供援助或施加影响。”法尔洪达也表示。
无论如何,美军的离开最终或将把阿富汗拖入另一场激战,但也可能带来和平。
“就像林中猎人一样,不论塔利班还是现政府成员,阿富汗的政治精英至少可以从团结中获益。”迪帕利·穆霍帕迪亚伊以猎鹿寓言作为比喻说道。
随着美军的撤出,塔利班领导人同意重启与阿富汗政府停滞多时的谈判。塔利班7月5日表示,和谈进程将在未来几天加速,尽管在战场上占了上风,但塔利班自称对谈判和对话非常认真。
“如果塔利班与我们谈判,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当中,塔利班应作为一支政党来与其他人合作,我们尊重他们,他们也必须尊重我们。但是,如果他们想要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我们,让我们屈服,我们不会接受。”法尔洪达说道。
“阿富汗是我的祖国,我从未忘记过这一点。”与拉旺一样,法尔洪达拒绝“阿富汗人无法团结”这种说法,“我们想要为一种国家的共同价值而战,不管我们是什么种族的人。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作为同一个民族,将我们的利益紧紧联结在一起,我相信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
“阿富汗的历史屡被中断,也在不断重新开始,这个国家还在整合,未来如何,谁也无法下定论。”正如安萨利所说,“数个世纪以来,无数势力席卷过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充满了矛盾——我们的星球何尝不是如此。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将国内的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体,那么,也许这个星球也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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