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欧洲评论|追责、谎言、难民,阿富汗局势搅动德国大选

【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三篇。近期吸引了全球目光的阿富汗局势,将如何影响不久后就要举行的德国大选?
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不可不谓戏剧化:塔利班从攻陷第一个省会到拿下首都喀布尔仅仅耗时十日,政府军一溃千里,政府首脑逃往国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仓惶撤退。再度上演的“西贡时刻”宣告了美国拜登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大失败,也令世界对美国自“9·11”以来以所谓反恐战争和人道主义危机之名实施的各种军事干涉行动产生了全面质疑。
作为北约成员国和阿富汗行动的参与国,德国面对如此溃败,朝野一片愕然。由于德国马上要迎来联邦议院选举,各党派的选情正进入关键阶段,所以阿富汗事件对德国的冲击就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阿富汗议题有没有可能决定德国大选的走向?
谁应该为阿富汗溃败负责?
首先,一向自诩为“非军事强国” 或“文明力量”(Zivilmacht)的德国,在阿富汗大量的军事和民间投入,必须要面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追责问题。在美国2001年以“9·11”恐怖袭击事件启动北约联盟保卫条款以来,德国在过去20年间一共向阿富汗派出军事人员16万人,其中59人死亡,按照德国外交部的数字,军事行动的支出到2020年底已经高达120亿欧元。这是德国在二战之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耗资最多的海外军事行动。
在美国宣布撤军后,德国联邦国防军也已于6月29日悄无声息地撤回国内。就在德国国内在讨论应不应该以隆重的仪式“有尊严地”宣告结束阿富汗行动的时候,传来了塔利班重返喀布尔的消息。讨论的问题于是迅速转为:我们为什么要在阿富汗战斗20年?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德国政府直到最后还坚持认为塔利班不可能快速获胜?德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在撤军前妥善安置曾经为德国军队和援助机构工作的阿富汗人?谁应该为这一系列的失败负责?
德国政界和社会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外交部和社民党背景的外交部长马斯,此间已经出现了“马斯是德国历史上最差的外交部长”“马斯是怎么成为外交部长的?”的声音。德国公众还清楚记得,马斯在6月份信心满满地称“塔利班在盟军撤退之后掌权不是我们所有部门考虑的基础”。此外,国防部和基民盟背景的防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女士也难逃质疑。在德国撤军以及塔利班接管喀布尔之后,德国公众看到的不是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协作反应,而是各自为政、互相推诿和争夺主导权。
在德国联邦国防军执行的撤离行动中,德军还再次暴露出装备、情报等军事能力的短板,以及离开美国的协助很难独立展开行动的现状。目前,跨党派的共识是,“德国联邦政府在阿富汗的战略行动失败”。在野的左翼党和自民党要人纷纷呼吁“联邦政府总辞职”,“不仅是联邦总理,还有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首先是外交部长马斯应该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外交灾难承担责任”。默克尔会不会在即将功成身退之际迎来自己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当然,德国在追责的问题上可以躲在美国身后,毕竟喀布尔的溃败,与美国的匆忙撤军以及对阿富汗现状的离奇误判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前总理施罗德8月19日发表的文章《这是一场灾难》中解释道:“为什么这个政策——我,包括我领导的联邦政府以及我的继任者——最终失败了?对此的决定性责任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华盛顿。这与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的错误战略有关。”8月21日,联盟党联邦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对《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不经与盟友协商就宣布撤军的决定“令人失望”。
虽说如此,但是作为向阿富汗派出军事人员人数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在长达20年的军事、安全和重建行动中完全不用承担责任,这也是典型的政党政治话语。德国当然不可能为阿富汗局面负全责,但是从施罗德时代“德国也需要在兴都库什守护自己的安全”(时任德国国防部长施特鲁克语),到如今曾经为德国工作过的阿富汗人发出的绝望呼救,甚至是经历了阿富汗战争的联邦国防军士兵患有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都在追问谁应该为德国的行为负责,也就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的目的和意义问题。
除了最初参加北约历史上第一次启动联盟保卫条款的反恐军事行动之外,德国为何从参与战争,走向维护安全、培训警察、参与社会重建,在现实政治的干涉行为和想当然的价值观输出之间迷失了自我?按照德国《日报》(taz)8月21日的采访,德国政府不是不了解阿富汗的局势,但是尤其是外交部有关人员刻意进行了“系统性美化”,企图把阿富汗的话题拖到联邦大选之后,以免右翼民粹的德国选择党(AfD)获得进攻的武器。
意味深长的是,德国社会呼吁追责的声音更像是一场反对党的“单口相声”,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社民党均没有对此做出正面回应,而且联邦政府已经表示,“辞职”不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上。显然,目前在民调中领先的联盟党和社民党并不愿制造额外的话题,危及选情。
“巨大的西方价值观谎言”
追问阿富汗行动的目的与意义,直接指向这一讨论的第二个层次,也就是价值观反思。德国《日报》8月18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称西方在阿富汗的溃败表象之下暴露了“巨大的西方价值观谎言”,所谓优于一切非西方制度和文明的西方价值,最终暴露为自身利益高于一切的算计。溃败的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而美国对于阿富汗的态度,与美国对待其他冲突地区的态度相似,始终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摆在明处的,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和维持阿富汗安全局势的需要;不便言明的“继续向阿富汗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的最佳理由是,它符合美国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和作为国际行为体的信誉需要”(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主任魏因鲍姆语)。
简单说来,阿富汗战争在美国眼中就是一场首先是为了美国安全利益而发动、然后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形象而继续的战争,从来没有以阿富汗和平和民生建设为主要目的。在打击“基地”组织的初步目的迅速达到之后,美国雄心勃勃地宣布了阿富汗重建计划,但是阿富汗并没有真正走向和平与和解。在同时进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陷入僵局,以及2011年剿灭本•拉登之后,美国逐步寻求退出阿富汗战争的可能。2011年6月的皮尤(Pew)研究中心民调已经表明,支持美国撤军的美国人比例(56%)首次超过了支持继续在阿富汗保持军事存在的人(39%),厌战情绪已经开始蔓延。美国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培训和协助阿富汗安全部队,但是又摇摆不定。特朗普政府2020年寻求与塔利班的和解以及宣布撤军时间表,实际已经宣布了美国阿富汗政策的破产。
德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动成为阿富汗故事的主角之一的。作为美国的盟友,德国始终未能摆脱“谁是敌人”的困惑。而德国借选择“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势力较为薄弱的阿富汗北方作为驻地,避免了大规模卷入战斗行动,也符合德国社会在二战以后对于战争的过敏性排斥态度。于是,德国的话语中反复强调参加阿富汗行动——“战争”一词也是要避免的——是服务于“人权”、“民主”、“和平”和“重建”等目的,甚至连德国总统科勒尔也因为言语不慎而不得不辞职。
科勒尔在2010年一次采访中说到,德国需要在必要时使用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保证贸易路线的自由畅通等。这就已经开罪了自视为价值观维护者的德国舆论,绿党暗示总统言论有违宪之嫌。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2010年10月发行的一份题为《阿富汗争论》的材料中,为阿富汗“战争”归纳出“安全”“人权”“重建”“富裕”等四个目的,供青少年在课堂上讨论。然而同年4月的德国民调表明,德国已经有62%的民众反对德国维持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
德国社会的种种言行令人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德国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体现出一种典型的鸵鸟心态,即政府和民众虽然都讳言战争,但是只要战争不发生在眼前,又可以从话语层面转述为服务于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双方便可以就事实参与战争达成默契。
这种自欺欺人的矛盾态度一直维持到喀布尔易帜。德国舆论仿佛如梦初醒般发现,不顾阿富汗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进行制度性移植,以及不顾非军事人员伤亡采取反恐行动,除了换来短暂的“德国好人”的自我良好幻觉之外,什么也没能剩下。不过,这种道德意义上的愤怒,也仅止于良好公民的习惯性批判姿态。一旦批判的对象是全体民众,那么各打五十大板式的批判也就失去了力度,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政治力量会受到特别的冲击。毕竟,互联网和媒体时代的阿富汗悲剧,只是屏幕前他人的悲剧而已。
难民话题会不会爆雷?
批评德国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自欺欺人,并不是捕风捉影。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8月17日公开说出“2015年不容再现”,这是一条耐人寻味的信息。所谓的“2015年”,指的是2015年德国在面对来自叙利亚等国难民潮冲击时坚持开放边境,接纳了百万计的难民。在德国成为所谓自由世界“灯塔”的同时,难民对德国社会安全和民众心理所带来的冲击造成了社会意见的分化,以及右翼民粹势力的壮大。
拉舍特虽然在当时坚决支持总理默克尔开放边境和接纳难民的决定,但是他也清晰地了解德国民众对于再一次异文化难民潮的排斥心理。拉舍特选择“2015年不容再现”这句话,可以说是讨论阿富汗问题会不会影响德国联邦大选的第三个层次,即自诩的道德义务与接收难民的现实意愿之间的反差。
2015年难民潮之后,德国政府在实践中逐步收紧难民政策。此次德国未能及时撤出为德国军队和机构工作的阿富汗人,也与德国内政部坚持发放签证前对申请人进行背景审查有关。而且,德国内政部在喀布尔易帜之前始终认定阿富汗为“安全的难民来源国”,坚持向阿富汗遣返难民。这种如今看来异常讽刺的做法,也可以在“2015年”背景下得以解释。
喀布尔的场景激起了德国民众对于2015年的回忆,大量的阿富汗难民在联邦大选年涌向德国将是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噩梦。对难民张开怀抱的所谓“欢迎文化”仅是昙花一现,德国社会普世主义的激情早已让位现实主义的冷峻。德国的政党和政治人物不得不避免在阿富汗问题和可能出现的难民潮之间建立联系,“德国是否应该大规模接受阿富汗难民”更属于随时会起爆的政治雷区,难民和移民话题具有高度撕裂德国社会的潜力,后果难以预料。
拉舍特反对发出错误的“信号”,“仿佛德国能接纳所有处于困境的人”,同时提出以欧盟的名义帮助阿富汗的邻国接受难民;基民盟的秘书长兹米亚克称“阿富汗问题”不能用“向德国移民”来解决;基社盟主席索德尔称“德国或者欧洲不可能把阿富汗全部的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社民党也在很难摆脱2015年的负面经验,当时党内在难民问题上的态度异常对立。就连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博克女士对于大联合政府败走阿富汗的攻击,也仅仅集中在政府对形势的误判,以及未能及时撤出为德国工作的阿富汗人等问题上。她虽然呼吁德国为这些阿富汗人申请避难留出额度,却也小心翼翼地不触及难民潮话题。
联盟党在阿富汗与难民问题上已经表现出强烈的两面性:回避难民话题,本质上是用民粹的方式操作选民对于难民的恐惧心理,同时也塑造了自己负责任的形象,阿富汗人在其中被工具化为一种德国政治的符号。这与德国选择党鼓吹“丹麦模式”的排外做派仅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
与阿富汗人冒死攀爬飞机起落架以逃离喀布尔的令人心碎的画面对比,讨论万里之外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会不会讨论阿富汗议题,未免显得格外讽刺和冷血。然而通过这场讨论,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阿富汗问题、德国乃至西方社会和政治的认识,尤其是道德诉求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对比,可能值得德国社会长时间思考。
(胡春春,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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