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欧洲评论|重建道统:俄罗斯与欧洲的“记忆战争”(下)

俄罗斯的历史叙事与重建道统的努力
如此看来,普京7月12日在俄罗斯总统府官网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也可以在俄欧历史叙事战争的框架中进行解读。这篇以《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性》(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为题的文章是一部浓缩的普京版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史。
普京的观点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起源于古罗斯人,大家在语言、宗教信仰和历史情感上原本密不可分,直到15世纪还属于同一个教会管辖。在引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普京叙述了莫斯科在进入近代之后成为罗斯“再度统一”的中心,而在西部的立陶宛大公国走上了天主教化以及与波兰联盟的政治道路,这一部分“俄罗斯的土地”在16世纪末之后发生了“波兰化和天主教化”。此后,这块地方的俄罗斯人为摆脱立陶宛-波兰联邦而斗争,沙皇俄国与立陶宛-波兰联邦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战争,1686年双方缔约以结“永久和平”,沙皇俄国获得了保罗基辅在内的“小俄罗斯”地方(编注:即主要指现代的乌克兰的领土)。
“乌克兰”一词的语源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以来见于文献的古俄语词“边区”,而“乌克兰人”就是“戍守边疆的人”。“小俄罗斯人”自此在俄罗斯国家框架内获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苏联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来自乌克兰。克里木半岛则是沙皇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8世纪的战争后获得的领土。普京认为,俄罗斯帝国西南角的这块地域,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多元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也存在过问题,但是“客观事实表明,在俄罗斯帝国,有一个在大俄罗斯民族的框架内的小俄罗斯文化认同的积极发展过程,而大俄罗斯民族涵盖了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与此同时,“波兰贵族和一部分小俄罗斯知识分子”虚构了“不同于俄罗斯民族的乌克兰民族”,这些“假说”逐渐为政治目的所利用,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沙皇俄国消亡之后的内战和动乱时期,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准国家形态”,而波兰趁机对俄罗斯西部地区实施了占领和移民。苏联建立时允许加盟共和国退出联盟的条款实际是“定时炸弹”,因为苏联的基础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苏共的失败意味着苏联的解体,大大小小的主权国家纷纷独立。而苏联把鼓励加盟共和国的“本土化”发展作为国策,最后也造成了三个民族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因此,现代乌克兰完全是苏联时代设想的产物。我们知道并且记住,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历史上的俄罗斯为代价建立的”。
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之后接受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并且在乌克兰成长为独立国家的过程中伸出了援手。后者单单在1991至2013年间,就从俄罗斯提供的优惠价格能源中节省了820亿美元,现在每年还借俄罗斯输往西欧能源收取过境费15亿美元。双方都是从中得益的。这个局面在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之后发生了变化,“乌克兰精英们已经决定通过否认自己国家的历史来为自己的独立辩护”,却唯独不谈历史形成的边界问题。
美国和欧盟在此之前就已经逐渐把乌克兰作为对付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工具,“其目的是使乌克兰成为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屏障,成为反俄的桥头堡”。接下来,连“乌克兰不是俄罗斯”这种说法也不够了,他们需要一个“反俄的国家”,而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接受”,无数乌克兰人也反对。
2014年乌克兰“政变”(编注:即“广场革命”,又称“亲欧盟示威”,当年2月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示威者赶下台)受到了西方支持,并被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劫持。乌克兰自此开始了清除俄语、强制同化俄罗斯人、美化纳粹等敌对俄罗斯的行为。“对立和内战是乌克兰‘政变’和基辅当局接续行为的结果”,“现在只有那些憎恶俄罗斯的人被宣布为乌克兰的‘真正’爱国者”,而且有人提议把乌克兰的全部国家认同“完全建立在这一理念之上”。
但是,“我们的亲属关系是代代相传的。它存在于生活在现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们的心中,存在于将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关系中……毕竟,我们是一个民族”。
普京的这篇文章长达5300词,同时附有乌克兰文译文以及英语版,面对乌克兰和西方公众的意图明显。西方舆论对此进行了种种解读,讨论普京的历史观有之,讨论俄罗斯现实政治意图亦有之。乌克兰的回应也是迅速的,其外长库列巴(Dymtro Kuleba)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乌克兰是西方的一部分——北约和欧盟应该如此对待乌克兰》(Ukraine Is Part of the West. NATO and the EU should Treat It That Way),直接反驳了普京的观点,称之为“虚假的历史叙事”。乌克兰在美国的媒体上选择与俄罗斯交锋,也颇能体现乌方的立场。
我们在观察和试图理解当今俄罗斯的时候,可能会忽视一个问题,即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性”(stateness)并不能简单地视为由继承前苏联获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法理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历史叙事问题。
在苏联解体前后以及俄罗斯新国家创建初期,改革的力量试图通过否定苏联来靠近西方,所以我们曾经看到前苏联以及俄罗斯努力与波兰在卡廷森林事件上获得和解,以及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斯大林的谴责。我国俄罗斯研究者张盛发在2014年曾经做出过如下判断:“俄罗斯是一个兼具民主雏形和威权特征的转型中国家。在那里,民主体制不完备,价值观念不清晰,是非曲直难判断。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它对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有何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困扰俄罗斯人的难解课题。”这个判断在当时无疑是极其敏锐而切中肯綮的。现在看来,俄罗斯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自身的历史叙事基本成形。
当今的俄罗斯,是一个在法理和历史叙事双重意义上的“新国家”——虽然这个新国家不能与其前身完全割裂。对于这一点,普京是清醒的。2017年12月,他曾经在全俄人民阵线的集会上说道:“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恢复了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俄罗斯,我们学会了有力地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认识到我们共同历史的力量和连续性、我们成就的价值、我们团结的可靠性。”从普京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历史叙事是新的俄罗斯国家叙事的核心;第二,历史的连续性是俄罗斯历史叙事的核心。这两点认识,是在普京治下逐渐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贯彻在历史话语构建、国家象征和教会功能的重塑,以及相应的法制化建设等系列措施中。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2020年11月发布了研究报告《以俄罗斯为例看历史作为内政和外交的工具:当下如何影响过去》(Geschichte als Instrument der Innen- und Außenpolitik am Beispiel Russlands. Wie die Gegenwart die Vergangenheit beeinflusst),分析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在三个政治领域即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所体现出的历史政策,焦点在于俄罗斯历史的核心叙述:如何叙述历史连续性问题?如何叙述历史断裂问题?如何叙述战争胜利问题?
研究报告发现,从9世纪至今的俄罗斯和苏联历史的连续性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共识。理想化的历史连续性一方面增强了现有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完成了普京作为俄罗斯领袖的历史化,进入了彼得大帝等历史伟人构成的行列;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强化了一个始终存在的俄罗斯国家的作用。
但是,历史连续性是针对历史断裂而言,二者相辅相成,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明显的断裂对于连续性的叙述构成挑战,如何叙述沙皇俄国的灭亡、苏维埃革命与接踵而来的内战就具有标志性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于沙皇俄国的正面回忆、对于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的不情愿回忆成为主流。重新积极评价苏联显然具有逻辑的漏洞——如果苏联的历史是完全正面的,那么怎么会失败呢?所以当今俄罗斯更愿意强调苏联在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对纳粹德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不再把革命视为历史发展的积极方式,革命更多意味着混乱,以及外部敌人的介入。
俄罗斯和苏联历史其中一个元素超越了连续性和断裂的矛盾,被赋予了认同建构的意义,这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特征被理解为俄罗斯国家或其人民的基本特征”。首先,苏联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次,战争体现了捍卫祖国的理念,这也贴合当下俄罗斯需要的爱国主义论述;第三,反法西斯的斗争曾经促进了苏联认同的产生,这在当下俄罗斯的乌克兰叙事中再度成为关键词。对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记忆,也体现在俄罗斯与“改写历史”或“修正二战成果”的企图进行“坚决斗争”的外交政策方针中。在胜利的叙事框架下,俄罗斯官方和社会对于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评价采取了模糊的态度。
俄罗斯的“记忆战争”无疑具有对外和对内的两面特性。对外的焦点是与东欧国家之间围绕二战的叙事之争,对内的焦点却并不首先是在苏联解体之后鼓吹否定苏联、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民间反对力量,而是试图建构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叙事,因此实质上是一场争夺俄罗斯政治和文化认同定义权的战争。
这么看来,普京的历史叙事并不完全是对于欧洲和西方历史叙事的被动式“反叙事”,更有主动即建构的意图。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术语来说,俄罗斯的“记忆战争”也包含了、甚至主要是重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道统的努力。
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下俄罗斯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在冷战即意识形态对抗主导的历史时期,边界首先是意识形态阵营的边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既不是国内矛盾、也不是国际矛盾的焦点。而在意识形态之争消退之后,新兴民族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界,也就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
俄罗斯与欧洲的“文化战争”
俄罗斯的历史叙事当然是托古论今,这也是大多历史叙事的宿命。我们不妨把普京在《不计前嫌,保持开放》一文中勾勒的另一种历史进程的可能性继续思考下去:在冷战结束后,新的俄罗斯国家企图拥抱和回归欧洲。
为什么这种重建历史叙事的企图会失败?仅从俄欧地缘政治矛盾的角度进行解释无法令人信服。因为我们看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在否定苏联的同时,努力接续沙皇俄国时代的历史叙事,而沙皇时代的俄国与欧洲在不乏地缘政治冲突的同时,至少在文化上呈现出同质的局面。那么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建构新的历史叙事已经不合时宜,属于19、20世纪历史的残留物。欧洲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最大成就,是以共同的文化为基础,用政治和经济联盟的方式最大程度化解了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可能。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主权平等为基本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经逐渐让位于超民族国家的欧盟的实践。这是一个缓慢、悄然发生的转折,开始于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成形于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相对和平的时期。
与欧洲的经验相反,从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以来,俄罗斯政治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转向”(conservative shift)。这种保守主义有别于传统的保守主义,并不一味以“保有”、“守成”过去的经验和价值观为目的。况且,作为冷战的失败者、刚刚摆脱后苏联时期混乱状态的俄罗斯也难言任何“保有”和“守成”的资本,叶利钦治下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崩坏已经以噩梦的形式进入当代俄罗斯的集体记忆。不难理解,俄罗斯精英志在寻找一种能够带来稳定的方案。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理想化的所谓伟大俄罗斯传统中找到支撑性的价值观和历史经验,运用于俄罗斯的当代转型,以期建设一个稳定而繁荣的现代俄罗斯。
这种新型的保守主义不限于思想以及为社会和国家提供整体性方案,而已成为俄罗斯的精英分子主导和积极投身的一场广泛运动。新保守主义者以众多智库、研究机构和俱乐部等组织为基础——比如俄罗斯的“超级智库”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The Izborskii Club)等,提供思想公共产品,影响公众舆论,与政府密切互动。
俄罗斯新保守主义者系统性地进行理论建设。由于新保守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化的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文化,而现代化意味着西方的经验,所以新保守主义者的参照系、借鉴和批评的对象只能是西方。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构架更像一场与西方的批判性对话,体现了一种“俄-西”双元的历史哲学视角。
根据俄罗斯政治研究者伊莲娜•切班科娃(Elena Chebankova)的总结,俄罗斯新保守主义者对于俄罗斯国家、传统、文明、现代化等核心问题的论述,都建立在未来俄罗斯的“现代性的人”与当下西方的“后现代性的人”的区别上:“现代性的人(……)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进步的存在,具有康德式的理性意志和尼采式的实践意志。在这些品质的帮助下,现代性的人生产了最好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大量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向后现代性的过渡与加速的城市化、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全球化趋势、移民和多元文化的兴起、细分身份的发展以及家庭和性别关系的重新定义交织在一起。后现代社会的不平衡结构使世界陷入不确定性,因为人类失去了先前建立的认识体系的规范、价值、道德和行为模式,这些都是由信仰、宗教、政治和现代性的哲学逐渐形成的。”
也就是说,西方和欧洲社会吊诡地在冷战时期完成了从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过渡,作为现代性特征的种种确定性如基督教的历史目的论及其种种现代政治乌托邦变种、真理观、集体身份认同等逐渐被“解构”,比如集体身份认同让位于可选择的、相对的身份认同,甚至连性别也成为可选择的对象。正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列奥塔在1980年代宣告“宏大叙事”已经结束一样,政治学家福山也在1990年代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西方世界进入了“一切都行”的相对主义时代:欢迎来到后现代!
后现代文化是冷战的政治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胜利在社会文化领域的伴随现象。我们很难设想,俄罗斯会在苏联解体后的挫败感中拥抱西方的后现代价值观,而西方的后现代状态也不是俄罗斯未来的发展目标。新保守主义者试图从民族国家、传统、文明、现代化等现代性的价值观角度不仅重建俄罗斯的叙事,而且以之对抗所谓的“布鲁塞尔模式”,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提供另一种替代性方案。
普京的历史叙事,也可以纳入俄罗斯新保守主义的现代叙事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后现代叙事之间的“文化之争”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来,欧洲的行事也不乏矛盾:欧洲一方面以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后现代模式,否定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叙事,另一方面又支持乌克兰按照同一逻辑发展自己的民族国家叙事。
俄罗斯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和叙事会不会主导俄罗斯的进一步走向?其自身的前景如何?鉴于欧洲和西方社会近年来危机不断,俄罗斯俨然有成为国际保守主义思想高地的可能,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思想与保守主义者也与欧洲和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历史不但没有终结,而且很有可能在重复。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毛小红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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