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欧洲评论|重建道统:俄罗斯与欧洲的“记忆战争”(上)

【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五篇。从普京自2013年以来发表的四篇文章入手,作者讲述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一场围绕历史叙事分歧的“记忆战争”。文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发表。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目前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对于这一判断,俄罗斯和欧洲的政界、经济界、舆论界和研究界均没有异议。无论是由乌克兰危机引起的克里米亚归属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制裁等连锁反应,还是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扑朔迷离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对于大量涉及领土、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立场都南辕北辙,双方没有显示任何妥协的迹象。今年6月23日,俄罗斯战机在黑海上空甚至向英国军舰直接开火警告,至少在媒体的呈现中,以一种处于热战边缘的方式为俄欧冲突的危险性做出了清晰的注解。
本文试图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矛盾的根源寻找一种解释性的思路。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地缘政治冲突无疑是矛盾升级的直接诱因,然而为什么俄欧之间的矛盾呈现为一种千头万绪而又无从入手的僵局?虽然谈及俄欧关系无法避开美国因素,尤其是美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对欧洲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本文重点在于寻求俄欧关系的自身内在动因。
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普京的历史叙事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互相接触与和解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分歧重重而中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亲自出马,寻求与欧洲和西方公众的直接交流。这并不是普京第一次采取类似举动,早在2013年叙利亚冲突期间,普京就曾在《纽约时报》撰文《俄罗斯呼吁谨慎行事》(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表达了对于美国军事介入叙利亚冲突的不同意见。今年,在俄罗斯战机向英国军舰开火当日,普京在德国主流媒体《时代》周报(Die Zeit)发表了题为《不计前嫌,保持开放》(Offen sein, trotz der Vergangenheit)的署名文章,引起了德国公众的复杂反应。
普京的文章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为切入点,主要内容有三。
第一,重述苏联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整整80年前,1941年6月22日,纳粹在征服了整个欧洲之后,入侵了苏联。对苏联人民来说,这标志着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开始,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上千万人死亡。经济和文化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我们为红军英雄和国内工人的勇气和坚定感到自豪,他们不仅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和尊严,而且还使欧洲和整个世界免于奴役之苦。”
第二,俄罗斯也是欧洲的建构性力量。普京特别强调,俄罗斯与现在已然统一的东、西德国民之间的历史性和解塑造了一个大欧洲。也就是说,没有俄罗斯,就没有今日之欧盟。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强烈期望戴高乐统一大陆的梦想成为现实,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还是文化和文明意义上的从里斯本到海参崴,俄罗斯都希望和欧盟联合成为一个大欧洲,而且这个大欧洲可以由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维系在一起。
第三,统一的欧洲未能实现的原因在于欧洲未能信守结束冷战时的许诺。普京提醒欧洲人要记住历史,苏联领导人当年被说服后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当时的德国还口头保证北约不会针对俄罗斯。但是自1999年以来,北约已经进行了5次扩张,吸收了14个新成员国,这事实上使所有建立一个没有分界线的欧洲的希望破灭。普京赞同德国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的设计师埃贡•巴尔(Egon Bahr)对大欧洲的安全结构进行彻底改造的主张。
通篇读下来,普京的文章似乎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分歧,并呼吁着眼于大格局而根本性解决问题。这其中的观点,欧洲和西方世界当然不一定完全认同。但是普京在国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不可能仅仅为了交流一下不同的历史观。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撇开历史纪念日的应景目的不谈,普京为什么要在21世纪的当下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历史、尤其是二战的史实和评价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二战是俄罗斯与欧洲和西方矛盾的根源所在?
普京文中有一段话,并没有引起很多不了解前因后果的读者的注意,即:“尽管最近有人试图改写过去的篇章,事实是,苏联士兵并没有出于报复的目的踏上德国的土地,而是为了完成崇高而伟大的解放使命。纪念反纳粹主义斗争中的英雄们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我们也心怀感激地纪念反希特勒联盟的盟友、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和德国反法西斯人士,他们共同赢得了了胜利。”这么看来,普京大谈历史是指向所谓“有人试图改写历史”,是一种被动式的反应。
为了进一步解读普京面向国外读者传达历史叙事的动机,我们可以把普京2020年6月18日在美国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杂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的真正经验教训》(The Real Lessons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与在德国《时代》周报刊登的文章并置解读。《国家利益》所刊登的文章也同时由俄罗斯总统府官网以附有历史文献的英文版、俄罗斯驻德使馆官网以德文版形式发布,题为《伟大的胜利75周年:对历史和未来的共同责任》。这篇文章可谓普京——或者俄罗斯对于二战起源与责任的认识的总结,间接地也就是对于二战以后形成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格局的因果叙事,而且是针对欧洲和西方叙事的“反叙事”。文章的要点也可以总结为三点。
要点一:在只基于“档案文献和亲历者证词”的基础上,重述并评价二战的来龙去脉。在普京看来,“明显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主要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决定。对于德国来说,《凡尔赛条约》成为严重不公正的象征。它基本上意味着这个国家将被掠夺,被迫向耗尽其经济力量的西方国家支付巨额赔款。担任协约国军队最高指挥官的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对该条约作了一个预言性的描述:‘这不是和平,这是一个为期20年的停战协定’”。纳粹巧妙地利用了德国人感受到的屈辱,承诺将德国从“凡尔赛遗留问题”中解脱出来。然而矛盾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这一点”。普京的信息很明确:苏联与二战的爆发无关,跟不用说应该为二战爆发负责。
在这一历史阐释下,普京令人吃惊、也不乏争议地把波兰——这个普遍被认为是纳粹德国发动二战第一个牺牲者的国家置于二战起因的关键位置上,并对波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战前欧洲和西方大国的批评构成了文章的第二个要点。在普京看来,二战的直接导火索是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在这个绥靖会议上,英、法、德、意决定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换取纳粹德国保证的和平,“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治是野蛮的、嘲讽的。慕尼黑甚至摧毁了欧洲大陆正式而脆弱的保障。这表明相互之间的协议是没有价值的。正是慕尼黑的背叛成为了‘导火索’,使欧洲的战争不可避免……慕尼黑背叛事件向苏联表明,西方国家在处理安全问题时不会考虑到苏联的利益。事实上,如果需要,他们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反苏阵线。”
而波兰在战前起了一个不名誉的作用:波兰不仅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割,而且“阻止了英国、法国和苏联共组军事联盟”,甚至与德国人为“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进行了官方接触——直到自己被西方盟国英法出卖。苏联直到看到英法按兵不动、纳粹德国即将占领波兰全境的情况下,才于1939年9月17日出兵进入波兰。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出兵波兰即基于这份条约的秘密附加协议书中的条款。“它(苏联)实际上是欧洲国家中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国家。此外,它是在面临(对德和对日)两线战争的真正威胁的情况下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
这个叙事,主要为红军进入波兰以及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一种俄罗斯视角的分析。而且,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占领得到了当时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外交大臣伍德的认可。英国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说:“苏军占领的领土不属于波兰,而是波兰在一战后用武力占领的……把苏联人的进军与德国人的进军混为一谈简直是犯罪般的疯狂。”
普京在这一点上的潜台词是:二战的爆发不但与苏联无关,而且是包括波兰在内的西方国家企图对纳粹政权实行绥靖、甚至欲引其反苏的结果。
由此普京过渡到文章的第三个要点,即在21世纪的当下仍旧需要重申历史事实和反对历史修正主义。事实是:苏联红军比其余所有反法西斯盟国的军队消灭的德国“军人、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总和还要多(罗斯福语),苏联付出了最大的牺牲,损失了七分之一的人口,在把欧洲从法西斯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和红军,无论今天有人试图证明什么,都对打败纳粹主义做出了主要和关键的贡献。”
二战结束后以雅尔塔会议为基础设置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直接体现了吸取战争教训的国际秩序安排。历史上,国家力量对比和观念的变化很少不伴随着军事冲突,但是二战盟国的政治领袖以卓越的远见设计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维持了战后至今的和平。普京的潜台词是:苏联和红军是欧洲的拯救者和解放者,以及战后和平秩序的奠基者和维护者。
但是,普京认为令人困惑的是,“在某些国家,那些曾经与纳粹同流合污的奸佞之徒突然被等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普京拒绝“将解放者与占领者等同起来”的做法,认为美化与纳粹同流合污者是“对我们的父辈和祖辈记忆的背叛”,“对将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纳粹主义的理想的背叛”。
不出意料,波兰完全拒绝普京的观点,认为他“错误地解读历史文献”。
围绕二战的“记忆战争”与普京的“魅力攻势”
普京在《国家利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俄欧全方位矛盾的标志性事件,而这一事件却吊诡地被国际舆论界或多或少地忽略:201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80周年)的9月19日,欧洲议会在19名波兰议员提议下,通过了一份名为《欧洲的历史记忆对于欧洲未来的意义》(Importance of European remembrance for the future of Europe)的决议。这份决议的第二条内容是:“欧洲议会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是1939年8月23日臭名昭著的《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的直接结果,根据该条约,两个以征服世界为共同目标的极权主义政权将欧洲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毫不夸张地说,欧洲议会在2019年改写了自二战以来的二十世纪世界历史叙事,声称二战是由纳粹德国和苏联共同密谋发动的。
这一由政治机关、而非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无疑骇人听闻:原来纳粹的罪行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欧盟的这种历史叙事将曾经诞生了纳粹主义的德国置于万分尴尬的境地。我们不知道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就这一决议的投票情况如何,但是如果他们投了赞成票,很有可能就违反了德国国内法有关不得为纳粹行为脱罪的规定——这么看来,国际舆论对于欧洲议会决议的忽略也是不无道理的。
来自波兰的欧洲议会议员发起的动议只是近年来波兰等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围绕历史叙事问题产生的争端的最高潮,波兰并且获得了欧盟的背书。在此之前双方的争端事件还有:2015年普京未获邀出席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活动,虽然是苏联红军解放了该集中营,2020年的75周年纪念活动同样没有普京的身影;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PiS)单独执政以来,波兰以捍卫国家尊严为理由,加强建设新的纪念政策,其中加快了对波兰境内红军纪念物的拆除,2016年为此通过了《去共产化法》,而这被俄罗斯视为“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作为回应,俄罗斯2021年7月通过了一项反对篡改历史的法律,其中规定将苏联和纳粹在二战期间的行动等同起来属于违法行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解读普京出于何种动机向西方读者展开历史叙述的“魅力攻势”:一是强调苏联的正面历史形象。强调苏联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和成就,也就是强调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俄罗斯作为苏联政治遗产继承者的大国地位的合法性;二是批评西方国家在战前的两面性角色,尤其批评波兰等国目前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这也是对于欧洲愈发强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把苏联等同于二战侵略者等观点的强硬回应。
我们看到,现实政治的争端与历史叙事密不可分,而历史叙事始终是对于历史事件进行筛选后的选择性记忆。国际研究界将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历史叙事分歧称为一场“记忆战争”(war of memory)。在这场以历史叙事为武器、与现实政治深度纠缠的新型战争中,争夺的对象是对于最晚近的既属于共同历史、又属于各自民族国家历史的阐释权,尤其从二战的酝酿到冷战结束之间的时间段处于争端的焦点。
争的是历史,意在当下和未来。这段双方争夺的历史叙事之所以重要,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这是以苏联作为世界强权影响和控制东欧国家,并与属于西方阵营的欧洲国家形成对峙局面的时期。俄罗斯作为苏联的后续国家,很难分割对于世界强权地位的记忆和追述;第二,与俄罗斯的经验相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在很多东欧国家看来是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又一次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民族国家的独立无不伴随着独立的、全新的历史叙事,而这些东欧国家新的历史叙事必定是去苏联化、因而是刺激俄罗斯敏感神经的;第三,这些东欧国家去苏联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试图西方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了尤其是涉及苏联的历史叙事方面的西方化,而对手就是在冷战后企图拥抱西方却并未成功的俄罗斯。也就是说,冷战在这些东欧国家并没有结束,只不过转移了战场。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毛小红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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