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欧洲评论|“巴伐利亚”号启航,而德国却“迷航”了?

近一段时间,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德国通”突然面临社会性失语的危险。请大家——尤其请德国读者——不要误会,中文“德国通”这个词正能量满满,“通”意味着“融会贯通”,完全没有德语中“某国通”所谓“暗通款曲”之类的影射意味。
然而,近日我的专业知识以及对德国的理解面临着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的挑战。8月2日,德国护卫舰“巴伐利亚”号启航前往印太海域,而且今年4月德国与日本举行了双方外长和防长的“2+2”对话。
作为一个遥远、陌生但颇受中国人喜爱的国家,德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日本媒体此前对日德“2+2”对话进行了极其热烈的报道。但在德国,直到这场视频会议举行的前一天,公众才通过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商报》上的一篇文章获得首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从这些言行中所传达的那种对中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从何而来呢?
我一直以为自己对德国的思想和行为有一套合理的解释,不过目前却怀疑自己是否患有需要求医的认知障碍。 德国的安全利益核心在于中国?
“病因”究竟在哪里?我认为,我对德国的“认知障碍”要归功于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女士(Annegret Kramp -Karrenbauer)。这位德国国防部长一般在中国媒体和舆论中的存在感并不强,但是这种局面近年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自2019年年底开始,克兰普-卡伦鲍尔女士似乎就一直“执迷”于中国。她先是2019年11月在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的演讲中表示,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伙伴由于日益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因此需要一个“明确的团结信号”;一年后又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德国的国防政策应该取决于中国问题,再次让人瞠目结舌。她还呼吁在符合德国利益的情况下,与美国一起为欧洲制定共同的中国议程。这份演说词简直就像某位美国政治家演说词的德文译稿。
今年3月3日,德国决定向印太地区派遣军舰执行某些表述模糊的任务——顺带一提,“印太”这个时髦的地理新概念就在几年前还会让经验丰富的环球旅行者陷入云里雾里。3月11日,克兰普-卡伦鲍尔发推言及所谓的“中国的军事威慑”,甚至说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备战的呼吁”,并表示“我们应该在可能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在必要的领域予以反对”。
姑且不论德国的军队是不是从来不考虑备战,或者德文翻译的水平问题(她转引的“备战”德文译法是“Kampfbereitschaft”即杀气腾腾的“准备战斗”,而没有使用当代德语的惯用语“Einsatzbereitschaft”即中性的“做好行动准备”),我的困惑是:中国人难道不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安全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位德国防长在就职演说中对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承诺:最好的武器装备、最现代化的个人装备、足够的飞行时间、随时可以行动的舰艇、随时可以作战的坦克等等。由己及人,旁观者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克兰普-卡伦鲍尔这番言论透露了来自“德国的军事威慑”,有一种“准备战斗”的言外之意呢?
4月3日,她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再度谈到中国,声称德国准备向印太派遣军舰,不仅仅是在言论上维护受到“威胁”的海上航行自由,也是准备为此采取行动。4月13日,德日“2+2”对话举行,这是两国二战后首次举行此类会谈。克兰普-卡伦鲍尔居于这些新闻的焦点。我从中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即德国的安全和国防政策所关注的重心不是俄罗斯,不是欧洲自治或北约的“脑死亡”,而是中国。不知道一向自诩为和平力量的德国人对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会不会感到惊讶。 克兰普-卡伦鲍尔也许要补上历史课
当然,我完全不能接受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出这个结论。恰恰相反,我想知道究竟是我的专业能力出了问题,还是这个推断的前后逻辑本身荒诞不经。我的第一个问题——也是疑问——出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德国的利益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中国门口?德国海军巡游中国周边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德国安全政策和利益的划时代的范式转变?
德国社民党的政治家和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罗尔夫•明泽尼希(Rolf Mützenich)认为,德国的国防部长让他想起了德皇威廉二世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的世界政策。明泽尼希的这番话在德国语境下也许具有某种内政的党争色彩,但是在中国语境下却能准确激发中国人下意识的反应。中国人显然有着不同于德国人的长时段历史记忆,德国和欧洲习惯以年为单位计算历史时段,中国人习惯的历史记忆长度是百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上一次德国大张旗鼓地向中国派出军舰还是1900年,德皇威廉二世在不来梅港用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为八国联军的德意志帝国远征军壮行。
我对德国的下一个问题也是如箭在弦:德国希望通过与日本协调安全政策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德国对自己的历史向来都十分敏感,有时甚至过度敏感,而克兰普-卡伦鲍尔难道不知晓德国曾经在历史上与日本结有不名誉的盟友关系吗?或者是真诚地认为这段故事已经属于不需要再议的历史?因为这种重新联手不仅会自然引出对前轴心国或《反共产国际条约》的糟糕回忆,而且德国对日本作为“价值观伙伴”的看法与东亚对日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我在这里不是刻意触碰德国人或日本人的痛处。我只想提醒大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德国的战争罪责这个话题在德国和欧洲也许已经翻篇了(试问:果真如此吗?),但是在东亚,沉痛的记忆依旧鲜活。日本政治家尤其要对此负责,他们躲躲闪闪的所谓道歉不时被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清零,而反复出现的美化日本侵略行为的教科书丑闻也令人厌烦。简而言之,克兰普-卡伦鲍尔是否可以想象,当中国和东亚作为受害者却不得不自己举证日本的暴行时,历史对从前的受害者来说是多么荒唐的真实?而且战后几十年来同样的荒唐场面一再上演?那么,中国人现在会如何看待德日“2+2”对话?
此外,我的疑问还有,德国是否有意在日本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转变的情况下选择站在日本一边?今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是自1969年美日联合声明之后首度在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湾。新华社援引专家观点称,此次日美首脑会谈标志着并指出日方种种错误言行不仅妨碍中日关系发展,也将严重损害自身利益。
德国防长是否知道,日本曾经殖民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二战战败才把台湾归还中国?
德国也要奉行“美国优先”?
我进一步的问题是:德国作为北约的成员,任何涉及安全政策的行动并不独立。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即使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自然意味着一个北约成员国将其行动区域扩展到了中国周边。这是否真的符合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战略利益?
众所周知,“2+2 ”模式是美国近来喜欢的一种手段,用来暗示世界局势的脆弱性以及全球面临的威胁。安全保障是美国为确保其盟友的忠诚度而能够提供的最重要和最无可替代的“公共产品”。德国加入这种模式并在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中游走,当然意在中国,这符合我们对克兰普-卡伦鲍尔所主导的德国安全政策的分析。所以,德国护卫舰发出的信息目的地首先是华盛顿,而华盛顿已经欣然收悉。克兰普-卡伦鲍尔在4月3日的采访中也说“我们向印太派遣护卫舰一事,在美国也被视为一个信号”。
不过,中国也收到了这一信号。而恰恰是这一点让我这个“德国通”备受困扰:莫非德国真的想参与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并通过军事参与成为新冷战的前线国家?难道德国在上一次冷战中遭受的痛苦还不够多,忘记了是中国始终支持德国统一的吗?
这一认识导致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它不涉及中国,而是涉及德国和欧洲:如果克兰普-卡伦鲍尔将德国的安全政策置于美国的安全政策之下,那么欧洲所谓的战略自主或欧洲军队的愿景从何谈起?但是克兰普-卡伦鲍尔自己的那套逻辑似乎是圆满的:她在2020年11月的第二次主旨演讲中已经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如果欧洲战略自主的想法助长了我们可以在没有北约和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保证欧洲的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幻想,那就走得太远了。”
不难推断,这番言论所表现出的与法国人的欧洲主权理念的明显分歧将在欧洲引起更长远的争论。 迷航?返航?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对于自己作为“德国通”的社会意义是上升还是下降的问题就释然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出,德国介入所谓印太地区的想法虽然已经显形,但是就整体而言,存在很多矛盾和盲点——据说克兰普-卡伦鲍尔派军舰之举已经引起了德国总理府的不满。
现在需要克兰普-卡伦鲍尔和德国回答的问题是:在所有这些问题出现之后,德国的“巴伐利亚”号护卫舰究竟想在世界政治的深水区选择哪条航线?鉴于德国9月即将迎来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那么留给下一任德国国防部长的任务是,“巴伐利亚”号究竟该如何踏上返程之旅?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本文的主要部分曾刊载于德国《Der Freitag》周报2021年第20期,译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李雨薇)
“西索欧洲评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立足中国立场,依托上海的区位优势,对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件与现象,以及欧洲知识界和研究界的观点发表及时的介绍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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