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美国撤军,阿富汗民族、部落和军阀三大力量复归?

伴随美国不负责任地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国内局势和周边局势均在迅速发酵。在阿富汗国内,尽管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各执一词,外界也很难得到塔利班和政府控制区域的准确信息,但塔利班卷土重来的强劲态势及其控制区域的扩大无疑是现实。与此同时,阿富汗周边的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形势骤然紧张,阿富汗局势恶化及其外溢的消极影响,也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关切的焦点问题。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美国一方面继续不顾颜面地推卸责任,一方面以空中打击的方式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震慑。但是,对于阿富汗而言,美国无论如何也是“落花流水人去也”。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阿富汗的混乱局面也仅仅是个开始,鉴于阿富汗内部的复杂矛盾和域内外大国在阿富汗的复杂博弈,被美国占领阿富汗所抑制和掩盖的内外矛盾都会迅速被激活,阿富汗也将再次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坩埚”。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分析美国撤军后可能迅速发酵的阿富汗国内矛盾。
毫无疑问,当前阿富汗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矛盾,但其背后则是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部落与国家等一系列矛盾。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在阿富汗重建的过程中,企图通过建立总统制和议会制,实施民主选举,瓦解塔利班掌权时期的教法统治,消解族群、部落、地方军阀对国家政治的掣肘,把阿富汗改造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和有秩序的现代民主国家。
但实践表明,尽管在美国主导下重建了阿富汗政府,却根本无法改变阿富汗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结构,相反却制造了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在城市和乡村二元统治的畸形政治结构。即使在阿富汗政府内部,美国也无法改变民族、部落和军阀等传统身份政治对阿富汗政府的切割。这或许才是美国绝望地放弃阿富汗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美国撤军后,民族、部落、军阀等阿富汗传统的身份政治要素将从隐性状态回归并主导阿富汗的政治现实。
一、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对抗加剧?
在美国撤军阿富汗后,以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对抗为主的民族矛盾将再度凸显。
阿富汗的民族结构十分复杂。在阿富汗的民族中,普什图族占40%,塔吉克族占25%,还有哈扎拉(9%)、乌兹别克(9%)、土库曼(3%)、俾路支(2%)等20多个少数民族。普什图语和达里语是官方语言,其他语言有乌兹别克语、俾路支语、土耳其语等。在宗教方面,伊斯兰教逊尼派穆斯林占86%,什叶派穆斯林占13%。从教派角度看,哈扎拉族信仰什叶派,这使得普什图族(绝大部分信仰逊尼派)与哈扎拉族的矛盾又具有教派冲突的色彩。
自1747年阿富汗杜兰尼王朝建立以来,普什图族始终在阿富汗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长期以来,阿富汗政治始终存在着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的对抗,非普什图各民族基本上处于被压制状态。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政府依然无法改变这种局面,阿富汗政府的选举基本上仍是其民族力量格局的反映,甚至出现“一国二主”(作为总统的加尼和作为民族和解最高委员会主席的阿卜杜拉)的畸形组合。
在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时期(2002-2014)局面稍好,尽管卡尔扎伊提倡民族平等政策,但其普什图族人的身份,使其他民族仍把他视为普什图族利益的代言人。而2014年以来两次阿富汗选举之所以难产,其矛盾仍是民族矛盾在选举政治中的反映。2014、2019年两次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阿卜杜拉,便来自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而当选总统加尼则来自第一大民族普什图族。这种局面两次导致阿富汗政府难产,结果都是在美国撮合下,由加尼任总统,而阿卜杜拉先后出任国家首席行政官、民族和解最高委员会主席。但这种安排无疑是一种奇怪的组合,事实上是在美国压力下形成的畸形权力结构。
此外,阿富汗政党政治也基本上是按照民族结构形成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为普什图族的政党;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为塔吉克族政党;阿富汗伊斯兰统一党为哈扎拉族政党;阿富汗伊斯兰民族运动为乌兹别克族政党。
可以预见,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政府内部的民族矛盾将进一步被激活,而塔利班卷土重来,以及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谈判都会加剧阿富汗各民族力量的分化组合。例如,在当前的阿富汗联合政府中,以总统加尼和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为首的两个派系分别控制着不同的部门,并在很多问题上相互掣肘。阿卜杜拉在与塔利班和解的问题上立场相对强硬,而加尼的态度较为温和,希望能把塔利班融入阿富汗政治进程。伴随美国撤军,加尼和阿卜杜拉两大势力,亦即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围绕与塔利班谈判的矛盾会更加尖锐,从而弱化推动和平进程的各项努力。又如,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族作为“北方联盟”的组成部分,构成了打击塔利班的主要力量。哈扎拉族对于如今塔利班卷土重来肯定充满高度警惕。在更大范围内,由非普什图族的塔吉克、哈扎拉族、乌兹别克族重组“北方联盟”对抗塔利班的内战格局也许会再度出现。
不过,外界不必担心阿富汗会发生国家分裂。阿富汗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在当今世界都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尽管各民族之间矛盾重重,但并不存在很突出的民族分裂主义。
作为国家的阿富汗,更像是由充满各种矛盾的各民族组成的松散大家庭,尽管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很弱,但除普什图族外,其他各民族甚至没有相对清晰的民族主义。因此阿富汗也便成为各民族对抗冲突的舞台,但并没有突出的民族分裂主义。一方面,当面对外来侵略时,充满矛盾的各民族能够把主要矛头对准外部入侵者而暂时搁置矛盾;另一方面,在包括普什图族在内的各民族内部同样存在家族、部落、部族等矛盾,也制约了其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走向分裂的能力。
因此,阿富汗形成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独特格局甚至是悖论,一方面,各民族因缺乏对国家的认同各自为战;另一方面,各民族因缺乏清晰的民族主义和足够的民族团结而无力从阿富汗分离出去。而部落社会则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部落与国家对抗加剧?
阿富汗普什图族部落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部落组织,部落社会构成了阿富汗社会的基础所在。美国主导的阿富汗重建之所以陷入失败,以及无法剿灭塔利班,本质上都在于美国按照西方民主改造阿富汗的做法,无法适应阿富汗的部落社会。而塔利班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则在于它脱胎于部落社会,也更适应部落社会。
阿富汗部落社会以普什图部落社会为主体,哈扎拉族、土库曼族和乌兹别克族也存在部落,但塔吉克族的部落已经消失。普什图族为跨界民族,跨居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有资料认为,40%的普什图人分布在阿富汗,60%的普什图人分布在巴基斯坦。但作为部落社会的普什图人事实上对国家边界的认识极为淡薄,这是塔利班作为普什图族武装组织能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自由活动的社会基础所在。
阿富汗部落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严密的谱系结构。普什图人的部落主要包括杜兰尼部落和吉尔查伊部落两大谱系。在忠诚度方面,普什图族人的忠诚沿着家族、部落、部族、民族到国家依次递减。
普什图部落集生产生活和政治军事单位于一体,部落首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其追随者提供恩惠、报酬和安全保障。他们彼此之间为维护各自利益互相斗争,但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又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因此,有阿富汗问题专家认为,阿富汗所有的斗争和冲突在本质上都是部落冲突,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部落内部个人之间的冲突,通常是堂兄弟之间的冲突;第二,部落内部不同分支间的冲突;第三,相同民族的不同部落的冲突,如普什图族内部杜兰尼部落和吉尔查伊部落之间的冲突。第四,不同的民族部落的冲突,如哈扎拉族和普什图族部落的冲突。第五,单一或多个部落与阿富汗喀布尔统治者的冲突。(参见富育红:《美国在阿富汗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8页。)
自1747年阿富汗建国后,喀布尔政权从未对部落社会实现有效、直接的控制,大部分时间只能维持间接统治。在这种国家与部落关系格局下,部落的首领——汗(Khan)和村长——马利克(Malik)事实上充当着国家与部落社会中间人的角色。他们既是国家在部落的代表,同时也是部落社会的公共权威。在这种情况之下,部落社会也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权威结构,即部落首领、支尔格大会(Jirga,部落大会)和宗教人士。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的长期冲突中,部落社会既受到战争和冲突的冲击,又在冲突中得到加强。一方面,军阀和宗教人士相继取代部落首领成为地方权威的代表,甚至农村大量的部落首领和村长在内战期间被秘密处决或赶走;另一方面,冲突也进一步加剧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破碎化和无政府状态,以家族和村庄为单位的部落社会成为地方安全和救助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详尽论述参见闫伟、刘伟:《部落问题: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制度困境与社会危机》,载《南亚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5-116页。)
普什图部落习惯法(Pushtunwali)和支尔格大会是普什图部落的基本规范。普什图部落习惯法的主要准则包括:为寻求帮助的客人提供热情帮助和庇护所;坚持公正并为被侮辱而复仇;保护女性、家庭和财产;保护部落及个人独立。(参见富育红前揭书第88页)由此可见,热情好客、捍卫荣誉、有仇必报构成了普什图部落习惯法的特点,它们尽管反映了其热情而彪悍的朴素民风和传统,但部落自成体系的治理模式无疑和现代国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例如,部落对进入其领地寻求帮助的力量不加区分地提供庇护,无疑为塔利班甚至是“基地”组织等极端力量获得部落保护提供了条件。支尔格是部落首领会议,其功能主要是解决冲突、维护秩序以及对外防御。
伴随美国撤军后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冲突的加剧,阿富汗政府将更加孱弱,其对部落地区的统治能力将更加薄弱。普什图族部落地区的自主性、自治性、排他性将进一步上升,这不仅使得阿富汗的国家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即国家权力与部落权力的二元对立更加严重,而且还会使部落地区更加成为反叛组织、极端组织活动的法外之地。这本身就是美国主导阿富汗时期未能解决的痼疾,而美国撤军将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和突出。
三、军阀混战重现的可能性扩大?
除部落问题外,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也是美国撤军后阿富汗面临的严峻挑战。军阀混战是1989年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塔利班政权建立后,由原来彼此对抗的北方民族武装建立的共同反对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本质上也是军阀的联合;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的阿富汗政治进程中,阿富汗政府多通过在政府内安置军阀头领的方式对军阀力量进行融合,但始终无法摆脱军阀力量的掣肘。
从本质上来说,军阀对抗依旧是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的表现,并突出表现为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的矛盾。
带有民族色彩的阿富汗军阀主要包括拉希德·杜斯塔姆(Rashid Dostam)领导的乌兹别克族武装,长期占据阿富汗北方各省;穆罕默德·卡西姆·法希姆(Mohammad Qasim Fahim) 领导的塔吉克族武装,长期控制阿富汗东北部地区;而哈扎拉族军阀穆罕默德·卡里姆·哈利利(Mohammad Karim Khalili) 和穆罕默德·莫哈奇克(Mohammad Mohaqiq) 主要控制着阿富汗中部地区。
上述具有民族武装色彩、具有强大军事与政治影响力的军阀被称为“旧军阀”,而“新军阀”势力是指崛起于2001年后驻阿富汗美军和北约部队的物资运输转包业务,一般控制着阿富汗东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要道的军阀力量。(参见富育红:《阿富汗政治重建中的军阀角色分析》,载《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92-93页。)
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老军阀”通过参与阿富汗政治进程,成为卡尔扎伊政府和加尼政府的军政要员而继续雄霸一方,“新军阀”则通过承包美国和北约军队业务和控制交通要道赚得盆满钵满,因此他们都是现政权既得利益者。当前,他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无疑是如何处理与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关系,尤其是对于与塔利班积怨甚深的那些“老军阀”而言,接受塔利班“招安”肯定心有不甘,对未来也没有安全感。在阿富汗险恶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下,继续招兵买马、雄霸一方或许才是其现实的选择。
总之,长期困扰阿富汗尤其是桎梏阿富汗政治重建的民族、部落和军阀等政治力量,在塔利班卷土重来的背景下,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艰难选择,并且会深受周边相关力量的影响。而他们的选择也都与未来阿富汗的命运相联系,但他们恐怕很难从阿富汗国家利益出发做出自己的选择。
也许这就是阿富汗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宿命!阿富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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