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评|立陶宛问题不会也不应影响中欧关系大局

立陶宛政府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中立关系,引发外交危机,中方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华大使。立陶宛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国际关系变局的背景。我们需要客观看待“变局”,不仅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立陶宛问题不会也不应影响中欧关系的大局。
立陶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中欧关系战略背景的四个变化:
首先,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干扰和破坏性上升。美国试图使用胁迫和利诱两手拉拢欧洲盟友强化与中国的竞争,甚至对抗。这样的拉拢对主张“战略自主”的欧洲大国作用有限,但对一些小国开始发挥效用。
第二,美国外交政策手段的变化弱化了中欧合作的外部动力。美国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的霸凌外交为中欧合作维护多边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随着拜登政府对盟国外交、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的有限回归,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欧合作的动力,而美欧协调对华的一面有所上升。
第三,欧盟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外交政策一体化愈加困难,中小国外交政策“再国家化”突出。欧盟一直试图通过团结成为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一极,但近年来,其外交政策的南北矛盾、东西矛盾、大小国矛盾更加突出,一些中小成员国对欧盟一体化政策的挑战加剧。
第四,中欧关系中的作用机制也在发生变化,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在上升。过去,经贸合作在中欧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但近年来,意识形态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在不断上升,对经贸关系的干扰和破坏性上升。《中欧投资协定》就是一例。尤其对于和中国经贸联系不强的成员国,经贸杠杆的作用更加有限。
从立陶宛退出“17+1”机制,到在台湾问题上公然挑衅,都是在上述变化的背景和作用下发生的。立陶宛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我们必须客观看待中欧关系的这些变化。
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立陶宛的对华政策不是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策选项和方向,是少数和个案。不让立陶宛问题干扰中欧关系的大局是中欧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第一,“战略自主”仍然是法、德等欧洲大国和欧盟的战略追求。明智的国家都非常清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绝不符合国家利益。那些短视的国家一定会为不明智的外交选择付出代价。欧洲总体上仍然是国际战略格局中需要团结的对象,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对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战略平衡至关重要。
第二,大国关系是中欧关系的关键和稳定器。无论是《中欧投资协定》问题,还是中美欧三边关系,德、法等关键大国的对华态度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大国是关键。对破坏、干扰中欧关系的问题,要精准打击。
第三,对华政策的分化可能成为一个新常态。我们欢迎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也要为一个内外政策更加分化的欧洲做好准备。中欧关系的处理可能需要更加丰富的结构和手段,对中欧关系的期待值也需要更加合理。
第四,中欧关系的政策工具箱要更加多元。对政治、经贸、人文、多边合作等机制作用的变化要有更加客观的认知。对于经贸问题政治化,甚至安全化就不能再以过去的思维来解决。一些领域需要议题联系的策略,一些领域则需要议题脱钩的策略。要适应双边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常态,甚至出现局部对抗性矛盾的情况,在增强斗争精神的同时,更要提升斗争智慧和斗争艺术。
(张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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