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以国际社会之名:要求怎么提?

最近一段时间,各种有关阿富汗塔利班的短视频、短评以及长篇报道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应用平台上纷纷成为热门话题。公众的关注点最初主要汇集在这个当年美国用78天时间瓦解的政权是怎么坚持下来,并且用了二十年时间把美国熬走的。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有意思的是,大家似乎也不在乎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形成共识,很快好奇心就转移到了另一个点上——关于阿富汗、关于塔利班,人们开始更加热烈地讨论卷土重来的“伊斯兰埃米尔国”将如何开启阿富汗历史的又一段篇章,包括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以及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
社会科学领域,对过程的描述性分析和对原因的解释性叙述是常见的讨论形势。这种讨论中,各种观点非但并不必然互相矛盾,反而往往能够相互启迪。不同的视角和分析工具下,同一个问题产生不同的答案是非常正常的。每一个分析框架下的答案都能给另一个分析框架带来启发和思考,这本来也是社会科学的有趣之处。
从社会学框架分析阿富汗的城乡对立、从政治学解构阿富汗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从经济学框架研究阿富汗的发展困境、从国际关系学讨论阿富汗的“代理人战争”——关于塔利班再度崛起的原因的讨论,基于不同学科框架,视角千差万别,结论也就五花八门,但这些不同的回答往往不会真正彼此对立、互相排斥。何为对、何为错,见仁见智。
关于塔利班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讨论则要激烈得多,讨论者更多的是在互相批评、互相质疑,其结论往往针锋相对,甚至因结论不同而相互指斥对方存在立场和原则甚至道德标准方面的缺陷。这种往好了说算激情四射、往坏了描述算口沫飞溅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无趣之处(也可能是另一个有趣之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趋势判断既缺乏统一范式,证据的遴选标准也谈不上严肃。立场决定结论是普遍存在的。
阿富汗塔利班未来是要把这个国家再度拉回到所谓“黑暗年代”——20年前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遗迹已经在瑟瑟发抖;还是塔利班已经洗心革面,将以全新的面貌对待自己的人民和外部世界,这两种处于光谱两端的结论,其主张者都能罗列出一大堆证据,并建立起一套相对严缜的逻辑,但还是会水火不容。说到底,这种讨论,对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通常不是事实和逻辑,而是情感和立场。没办法,这就是人类的思维方式,纯粹的理性、中立和客观根本就不存在,理中客往往是江湖骗术的开场白。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显然本文没有意图,也没有这个脸面为眼下已经有点嫌多的关于塔利班未来执政风格的讨论再添加一丝理性、一分中立和一点客观。本文所要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学原理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问题,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以什么样的作用方式才能促使人们想要的反作用力产生的问题。
人都是会变的,怎么变,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外部世界的态度的影响。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大众焦点向塔利班未来执政风格转移之前,很多政治力量就已经表达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诉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对记者强调,除非塔利班尊重妇女权利,否则美国不会考虑与塔利班建立外交关系。很有原则,值得表扬。类似的表态此后一段时间不少国家也提出过。在网上,这样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互联网上还出现了许多关于塔利班脱胎换骨或本性难移的各种证据。其中一条视频片段很有趣,视频显示的是塔利班巡逻士兵发现有人身披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黑红绿三色国旗骑车,荷枪实弹的士兵夺走国旗,并且掌掴了骑车人。这条视频被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拿来当作论据,一种认为塔利班当街打人,改不了的野蛮粗鄙;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塔利班(至少是视频上的塔利班)居然只是掌掴了行人,并没有拔枪相向,显示出相对于20年前,塔利班的纪律性和政治意识已经大大加强了。这简直是半杯水理论的绝佳案例,完美说明了立场决定结论的普遍存在。
本文无意在这两种对立的分析结论中做取舍和评判,但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无论如何,20年后再次进驻喀布尔的塔利班显然很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也很希望尽快恢复阿富汗各大城市的基本秩序。对此,应该没有人会提出质疑,争论只在于塔利班是否会为这个意愿的实现而做出改变。这也是很多旁观者——从美国政府到不少网络分析家——对塔利班提出各种要求的前提,其逻辑是塔利班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要得到这种支持,就必须满足国际社会提出的条件。
这一逻辑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具体在阿富汗,这个逻辑却可能非常危险。“国际社会”及其任何成员,当然都可以对阿富汗塔利班表达诉求,强调原则,以及提出条件,但是要小心,不要把自嗨当成负责任,更不要觉得自己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哪怕这种制高点是真实存在的,就可以对其他人指手画脚,要求别人按照道义标准行事。
当下,一堆国家和一大票人热火朝天地对塔利班提要求,保证妇女权益、尊重所有民族等等,这些要求在道义上全对,但道义上正确的事情,人们就一定会去做吗?倘若如此,那世界早就天下太平了。可惜,现实并非如此,一则A的道义原则不一定是B的,普遍的道义标准必然是极低的道义标准;二则,哪怕是极低的道义标准,在实践中达到标准也是需要成本和条件的。
具体到阿富汗,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社会”要求,倘若塔利班目无表情地回了一句“我就不干”或者和颜悦色地来一句“臣妾实在办不到”,“国际社会”除了拒绝承认塔利班、不和他们打交道,还能怎样呢?打到塔利班接受这些要求为止是不可能的了,这一点早已得到证明。如果打能解决问题,美国人就不至于用了20年把塔利班政权更迭为塔利班政权了,而且就连美国总统自己都承认,他们打根本就不是为了让阿富汗达到美国的道义标准,连表面理由都不是。
既然打不了,那就只剩下两个选项。一个是谈。而谈,作为一种交往方式,如果以一方高高在上、对另一方提出道义要求的方式来进行,一般都很难产生积极效果。宣传是政治,但政治不止是宣传。站在高岸干地挑剔水里两腿泥的人不给自己的孩子买新鞋,一点都不难,可当人家说“那行,你来买”的时候,高岸上看热闹的打算回点什么呢?
小时候住农村,大多数人条件都不好,很多孩子上不起学或者不去上学,上得起学的午饭也往往只有玉米饼子和咸菜疙瘩。要是那时候有人和这些孩子的家长说,你不给孩子上学,不让他们穿鞋,你不是好人,我不搭理你。这种言论在我们老家会被认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吃饱了撑的,被人打了也不会有人同情。当年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
让贫苦孩子上学,和让妇女有权工作,在道义上都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但生活告诉我们,不管是对当年那些失学儿童的家长,还是对二十年前的塔利班以及现在的塔利班,光是站在一边说这个道那个,一毛钱的作用都不会有,除了让自己的道义虚荣心得到那么一点点满足以外。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不是所有人都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虚荣心,切实帮助阿富汗妇女改善自身处境的国际努力一直在继续。这些努力中的绝大部分是值得钦佩的。但是仍然要强调,这种努力不能也不应该让付出者拥有俯视阿富汗执政者的权力。
原因很简单,阿富汗是一个在战火中煎熬了四十多年的国家,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停战并实现民族和解和国内和平,这个基本目标实现之前,“国际社会”不应按照自己的标准给阿富汗提出任何超出阿富汗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要求。除非“国际社会”有决心为这个要求提供财政、人员、技术支撑。而这一点,到目前为之,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外交立场阐述上,坚持了相关原则并一直在采取相关措施,尽可能地为阿富汗提供帮助。
讲真,“国际社会”以及某些国家如果那么关心阿富汗的妇女地位,制定一个阿富汗女童教育援助计划,国际众筹一下,难道不香吗?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不管什么计划,在阿富汗落地,现在都得和阿富汗塔利班打交道,而他们显然更愿意站在一边斥骂塔利班,足见,所谓的道义原则,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红口白牙地说半天,消耗的热量用来烧水可能都烧不开一杯。
于是就只剩下了第三个选项,也就是慷慨激昂一番后,对现实情况听之任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甚至装作阿富汗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这恰恰是上个世纪末“国际社会”对苏军撤退后的阿富汗的态度。
听之任之当然也没什么,毕竟,阿富汗实在缺乏维持国际社会关注度的资本。不过,有一个教训是需要记住的,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以炸掉巴米扬大佛相威胁“国际社会”,也是没人搭理他们,结果巴米扬大佛就没了。没就没吧,继续没人搭理塔利班;再后来,就有了“9·11”。
当然不是说塔利班是在向全世界提出援助要求被拒绝后才容纳的本·拉丹,并和“基地”沆瀣一气,但国际社会的孤立和放任,与阿富汗当年恐怖主义化之间的关联,至少不是完全不存在的。塔利班需要经费,执政的塔利班更加需要,主流“国际社会”不给,有人给。对于塔利班来说,谁的钱不是钱呢?当然,可以争辩说有的钱能拿,有的钱不能拿,但和别人说完这个钱不能拿之后,是不是还应该说点什么呢?比如什么钱可以拿以及从哪里拿。
作为结论,当然要反对“国际社会”——不论是整体还是个体——在美军撤离后“接盘”阿富汗,从国内和解到女童上学都大包大揽的主张,这种主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可行性;但也要反对“国际社会”重回上世纪90年代对阿富汗的集体无视,这种无视在道义上不具备正确性,而且从其衍生后果来说,十分危险。建设性介入才是符合道义的正确性标准和政治的可行性标准的选项。而建设性介入的前提是承认现实,首先要做到“三不”:不随便打比方;自己不戴有色眼镜;不给别人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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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海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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