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长三角近六千件本土并购背后的“斗转星移”

并购是买方企业为了开辟新市场、控制成本风险、获取战略资源等,通过股权/产权交易获得标的企业控制权的投资行为,深刻影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空间重组过程,也是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地理格局重塑的重要动力。
中国企业本土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并购日益活跃,根据《2018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2019年展望》数据,2016—2018年中国企业本土并购交易额分别达到10389亿美元。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企业本土并购市场形成发育最早的区域之一。
近年来,长三角产业转型转移步伐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深化,金融服务体系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完善,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并购投资的政策措施,企业间、城市间并购投资日益活跃,但不同省(市)在企业并购投资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笔者以长三角为案例区,共检索获取有效并购交易事件5999件,通过空间数据库建构与多元技术方法应用,重点从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投资联系网络等方面分析企业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
基于长三角内部不同城市和地区间企业并购投资活动特征的差异性,本文将上海、苏南(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浙东北(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地区作为长三角核心区,而将其他城市和地区作为长三角外围区;在2016年底各地行政区划的基础上,本文将上海市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虹口区与杨浦区整合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将大部分省辖市辖区归并为市区,共计形成210个县市、区尺度的研究单元。
长三角地区企业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
基于并购双方企业的空间点位数据,本研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考察了1996—2016年不同时期内长三角买方和标的企业的地理分布格局(见图1)。总体上,买方和标的企业均呈现以中心城市(市区)为核心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买方和标的企业集聚空间范围呈现由核心区向外围区、由上海等大都市向周边中小城市逐渐扩散的趋势,具体表现为:
1996—2000年,长三角买方和标的企业高度集聚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和浦东新区,南京市区、宁波市区、杭州市区和江阴等少数县市也是主要集聚地;
2001—2005年,买方和标的企业的集聚空间范围开始由区域中心城市市区向外扩展,尤其是沪宁、沪杭甬沿线城市的市区成为并购双方新的集聚地,苏北、浙西南、皖中主要城市市区参与并购的企业也开始增多;
2006—2010年,并购双方仍主要集聚在沪宁、沪杭甬沿线城市市区,但集聚空间开始由大都市向周边县市扩展,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江阴、张家港、昆山、诸暨等地成为新的集聚空间,同时合肥等外围区城市参与并购的企业明显增多;
2011年以来,并购双方集聚空间拓展态势更为明显,除了沪宁、沪杭甬沿线地区“连片式”集聚空间,苏北、浙西南、安徽等外围区参与并购的企业数量增长较快,合肥等主要城市市区成为新的集聚空间。另一方面,长三角买方和标的企业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征存在一定差异,标的企业地理分布格局较买方企业而言更为分散,即标的企业在长三角核心区中小城市(尤其是民营或外资经济发达、工商业基础较好的县市)、外围区主要城市市区的集聚程度更高。其次,从并购双方空间关联性分析来看,买方和标的企业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共同集聚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全局自相关指数呈下降趋势,表明长三角县市(区)尺度上并购双方集散特征出现分化,即近年来买方和标的企业的地理分布格局差异更加明显。
图2显示了不同时期买方企业和标的企业数量的LISA集聚类型及其显著性水平。1996—2000年,高-高集聚区仅有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新区等地,高-低和低-高集聚区主要位于杭州与宁波等市区及周边县市。2001—2005年以来,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上海及苏南中心城市,表明上述地区内买方和标的企业的集聚程度都相对较高;部分中心城市周边县市为低-高集聚区,标的企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而南京、杭州、宁波与合肥等城市买方和标的企业的空间集聚类型并不显著。此外,苏北、浙南以及皖北、皖南的大多数县市都属于低-低集聚区,买方和标的企业的数量均相对较少。总的来说,长三角并购双方企业在空间上共同集聚的态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上海以及苏南等主要城市市区及周边发达县市。 长三角地区企业并购投资网络结构
首先,从区域间并购投资网络总体特征来看,图3展示了不同时期内长三角县市(区)尺度企业并购投资联系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总体上看,长三角企业并购投资网络涉及的县市(区)越来越多,各节点间的并购投资联系强度不断提升,但节点间度中心性差异明显,并购投资网络以上海中心城区、浦东新区、杭州市区、南京市区等核心节点间联系为主。
具体来看:第一,企业并购网络节点,即长三角县市(区)由1996—2000年的27个增长至2011—2016年的163个,长三角约80%的县市(区)有企业不同程度地参与并购投资活动;所有节点度中心性均值也由1996—2001年的0.7增至2011—2016年的13.6,表明长三角并购投资网络节点整体层级地位明显提升。第二,节点间度中心性差异显著,即长三角不同县市(区)在并购投资网络中的层级地位悬殊较大。第三,2011—2016年,江阴、昆山、诸暨、张家港等县市,以及南通、台州、芜湖、金华等城市市区度中心性值增长较快,并成为前10%的节点,在并购投资网络中的层级地位显著提升。图3展示了长三角各节点间,即县市(区)之间企业并购投资的强度及其演化特征。总体上,长三角企业并购投资主要发生在少数主要节点之间,上海中心城区、浦东新区、杭州市区、南京市区是网络的绝对核心,长三角核心区各节点间企业并购投资强度明显高于外围区;但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并购投资网络也呈现出空间拓展趋势。 从并购投资网络的空间不对称性来看,长三角核心区与外围区、一市三省、大都市与其周边区域之间企业并购投资联系强度的空间“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较于跨城市(区域),长三角次区域(核心区和外围区)、省(直辖市)、大都市内部的企业并购投资活动总体更为活跃。2011—2016年,长三角核心区91.7%的买方企业并购标的也分布在核心区内,同期江苏、上海这一比例也分别在80%和70%以上;而长三角外围区买方企业的并购标的更多分布在区域外,这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缺少优质“标的供给”有关。与2001—2005年相比,各地2011—2016年的这一比例均呈下降趋势,表明跨区域企业并购投资活动日渐活跃,城市和区域之间相关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
第二,在长三角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的并购投资联系中,核心区占据优势,但双方差距正不断缩小。2001—2005年间,核心区企业在外围区的并购事件为52起,而外围区企业在核心区的并购事件仅为15起,两者比例约为3.5:1;2011—2016年间,这一比例缩小为1.09:1,长三角核心区与外围区在并购投资联系强度基本“对称”。此外,在考虑地方经济规模基础上,2011—2016年外围区企业对核心区的并购投资强度已达到0.28,超过核心区-外围区的0.22,这表明外围区部分企业对外并购投资能力快速提升,能够通过并购进入发达地区企业合作网络、进行产品技术升级以及异地市场扩张等。
第三,在长三角一市三省之间的并购投资联系中,上海对苏浙皖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而浙江在并购网络中的比较优势不断凸显。2001—2005年间,上海企业在浙江的并购事件,以及浙江企业在上海的并购事件数量比为2.6:1,上海与江苏、安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3:1和9:1,上海优势地位明显。2011—2016年间,上海与苏皖之间的企业并购投资事件基本持平,更是在与浙江的“较量”中处于相对“劣势”;浙江企业在沪苏的并购事件,约为沪苏企业在浙江并购事件的2倍。此外,安徽企业在沪苏浙三地的并购事件增长较快,表明安徽企业愈发注重通过并购获取沪苏浙优质要素和地方资产。若考虑经济规模,江苏在与沪浙皖的企业并购“较量”中均处相对“劣势”,这从侧面反映了江苏依靠实体经济的雄厚基础能够为外部提供大量优质标的,但活跃于并购市场的买方企业相对较少。
第四,沪宁杭等大都市与外部区域之间的并购投资联系强度也趋于“对称”,但不同大都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2001—2005年间,上海企业在外部的并购事件,是外部企业在上海并购事件数量的3.3倍左右;而在2011—2016年间,外部区域,尤其是上海周边城市企业在上海的并购投资事件数量相对更多,上海与其周边区域间的企业并购联系强度基本“对称”;与上海不同,南京、杭州与外部区域在并购投资事件数量与联系强度的“较量”中仍占据明显优势。上述结果也表明,近年来上海能够为苏浙皖等地企业并购投资提供更多的优质标的和地方资产,对区域企业与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有所增强,而相比之下南京、杭州等大都市在省域范围内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仍有待提升。
结论
本研究以长三角为研究案例区,通过空间数据库建构与多元技术方法运用,针对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及其空间关联性、并购投资联系网络结构及其空间“不对称性”展开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并购双方共同集聚特征明显,但两者空间集散态势逐渐分化。1990年代中期以来长三角企业并购市场日渐活跃,并购双方高度共同集聚于沪宁、沪杭甬沿线的城市市区和县市,而长三角外围区参与并购的企业相对较少。并购双方集聚空间呈现由上海或中心城市市区向周边县市、由长三角核心区向外围区扩散的态势;其中,标的企业集聚空间向外围区、中小城市扩散的态势更为明显,而买方企业仍高度集聚在上海和中心城市市区。
第二,并购网络“加密”和“拓展”趋势明显,但主要节点相对固化。长三角企业跨县市(区)并购投资联系不断增强,但以上海中心城区、浦东新区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市区为(次)核心节点的网络结构相对固化。随着时间推移,并购网络开始由以“南京-上海-宁波-杭州”为边的菱形区域向外拓展;在菱形区域内部,一些中小城市市区以及江阴、诸暨、昆山等发达县市的节点层级和网络连通性不断增强。
第三,由于区域发展差异,城市/区域间并购联系存在空间“不对称性”。在长三角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的并购投资联系中,核心区占据优势,但这种差异正不断缩小;在长三角一市三省之间的并购投资联系中,上海对苏浙皖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而浙江在并购网络中的比较优势不断凸显;沪宁杭等大都市与外部区域之间的并购投资联系强度也趋于“对称”,但不同大都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第四,伴随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企业并购网络演化的阶段性特征明显。长三角企业并购投资时空动态演化历经三个阶段(图4)。第一阶段(1996—2000年):单核心、弱网络联系。并购双方高度集聚在上海中心城区和浦东新区,跨县市(区)企业并购投资联系较弱。第二阶段(2001—2010年):单核心、多次重要节点,并购投资网络联系加强。并购双方主要集聚在上海以及杭州和南京等中心城市市区,杭州、南京等城市市区成为次级重要节点,企业跨县市(区)并购投资主要发生在上海市辖区之间、上海与其他中心城市市区之间。第三阶段(2011年以来):多核心、多层级的复杂网络结构基本形成。并购双方在沪宁、沪杭甬沿线的城市市区和发达县市高度集聚,外围区企业并购投资增长较快;上海以及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节点的核心地位突出,中小城市开始融入网络,核心区域也开始由以“南京-上海-宁波-杭州”为边的菱形区域向外拓展。 [作者吴加伟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改写自作者与陈雯、袁丰和魏也华合作的论文《长三角地区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分析 》(《地理研究》,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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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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