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志|我们比父辈过得更好了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20年的72447元。折合为美元计算,2020年中国人均GDP为10504美元,在2019年10276美元的基础上再有小幅提升。连续两年人均GDP过万美元,使得中国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体现为对更高收入的追求,也体现为对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包容的渴望。自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以来,机会公平式的增长成为衡量一国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准。
包容性增长与社会流动性
包容性增长强调,不能仅关注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发展中不同群体是否共享了经济发展成果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从代际间资源配置视角考察经济的基本组成单元即家庭是否共享了经济发展成果,对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意义重大。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了个人是否受家庭出生的限制可通过自身努力超越父辈,属于机会公平的重要范畴。
但在现实中,大众舆论对“富二代”现象的口诛笔伐似乎从反面说明,中国也陷入了一个“一代穷,代代穷”的马太效应怪圈,经济发展的果实似乎更多向富裕家庭后代倾斜,贫困家庭后代超越父辈的机会渺茫。学术研究上,对中国代际流动趋势的判断也出现了多种“派别”,有“开放派”、“固化派”和“稳定派”。
直观上,一方面,出生于经济优渥家庭的子代享有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会资源,更容易在竞争中胜出,从而更容易“继承”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反映了“固化”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低收入家庭子代(尤其农家子弟)相对其父代而言,也实现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这反映出社会“开放”的一面。
为何会出现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上述现象分别反映了相对流动性和绝对流动性的不同。“固化”更多地反映在相对意义上,即高收入家庭的子代在其同代人中仍具有相对优势;而“开放”更多地反映在绝对意义上,即低收入家庭子代在绝对收入水平上超过了其父代。
相对流动性和绝对流动的不同体现在,相对流动关注的是两代人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因而同辈之间的相对地位是重要的参考系。绝对流动关注是否比父辈过得更好,即下一代人相较上一代人改善的情况以及程度,不进行横向比较。
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流动性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的相对流动性,由于所采用的指标和数据等方面存在限制,学术上并未达成共识。
一些利用截面数据库展开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无论在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代际流动性都有增强的趋势。然而,基于追踪调查数据开展的对全国层面代际流动性的测算则倾向于认为中国代际收入的弹性值很高,父辈家庭经济状况对子代影响很大。由于在代际流动研究的框架下,整个国家的代际流动性并不是城镇和农村的简单加权,因此上述结果只能说明,在中国城镇和农村内部,代际流动性可能都有所增强,但从全国层面而言,城镇地区子代在整个收入分布中仍然占据了优势地位,总体的相对流动性可能并未显著提升。
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持续提升的背景下,代际绝对流动性或许更能反映增长的成果到底多大程度包容了社会中的微观家庭。特别是,对刚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中国社会而言,关注代际间的绝对流动性,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毕竟,随着一个社会的制度走向完善,在相对意义上看,频繁的经济、阶层流动不大可能出现,且未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感提高。
现实中,我们评价生活是否过得更好,标准也不仅仅是能否在同代人中胜出,如果相较于父代能有进步和发展,也能获得较强的获得感。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的那样,“要让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主要是纵向比较。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也关注绝对流动性。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12月的一次有关美国经济流动性的演讲中也强调,人们对社会流动性下降的失落部分源于以下担忧,即自己的孩子们并没有比自己过得更好。
那么,对中国社会来讲,有多少子代比自己的父代过得更好? 这是本研究要考察的第一个问题。如果将收入作为更高生活水平的一个基本度量,则本研究要考察的就是中国社会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有多高。
另外,随着时间的演进,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变动态势如何? 影响中国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因素是什么? 这是本研究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中国的代际流动状况
从绝对流动性的角度出发,中国的代际流动图景如何?如果以持久收入(即个体一生收入的平均值,是衡量个体经济状况较合理的指标)作为衡量指标,有多少比例的子辈相较父辈实现了向上流动?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所得数据推算中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这里,除了个人(持久)收入,我们还比较了两代人夫妻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向上流动情况。结果可见图1至图3。
总体而言,中国出生于1964至1985年的人口中,子代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首先,每一个出生队列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都在较高水平无论是个人收入、夫妻收入还是人均家庭收入,多数情况下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子代持久收入水平超过父代
其次,从流动趋势看,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呈现“U”型特征。即:20世纪60年代出生子代的收入向上流动率较高,20世纪70年代出生子代的收入向上流动率有所下降,20世纪80年代出生子代的收入向上流动率开始上升。这一趋势在以个人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衡量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趋势中更加明显。
在图1的个人收入比较中,当选择父亲为父辈代表时(这里以父亲为父辈代表,比较个体和父亲的收入;若以母亲为父辈代表,则比较个体与母亲的收入,下同),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最低为64.16%(对应1972年出生子代),最高为91.88%(对应1964年出生子代)。当选择母亲为父辈代表时,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最低为74.06%(对应1972年出生子代),最高为86.41%(对应1980年出生子代)。当选择父母收入较高者为父辈代表时,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最低为63.82%(对应1972年出生子代),最高为84.91%(对应1980年出生子代)。当选择父母中年龄较长者作为父辈代表时,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最低为66.03%(对应1974年出生子代),最高为89.55%(对应1964年出生子代)。
因此,即使对代际收入流动率最低的出生子代来讲,也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个体个人收入超过父代,也即大部分子代都比父代过得好。以夫妻收入的对比结果见图2。当父亲为父辈代表时,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最低为75.63%,最高为93.55%。当母亲为父辈代表时,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最低为72.69%,最高为92.75%。选择父母收入较高者为父辈代表时,向上流动率最低为74.25%,最高为93.91%。选择父母中年龄较长者作为父辈代表时,向上流动率最低75.72%,最高为93.71%。
因此,从夫妻收入之和观察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最低情况下也超过70%。以家庭人均收入做对比,结果如图3所示。在分别选择父亲、母亲、父母中收入较高者与父母中较年长者为父辈代表时,对应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最低值分别为:65.48%、62.29%、64.00%与65.55%,最高值分别为93.04%、92.26%、92.89%与92.99%。
可以观察到,这与以上个人收入的情形类似,此时也有接近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超过其父代。以上分析显示,整体来讲,中国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处于较高的水平,这一点在与美国的横向比较中更加明显。图4对比了以夫妻收入衡量的中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不难看出,对出生于相同年代的子代而言,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处于较高水平。美国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的下降,一方面源于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放缓,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社会阶层间不平等的持续扩大。
增长效应还是分配效应?
一方面,要想获得收入在世代间的增长,经济体保持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向上流动可称为“增长效应”,经济增长是中国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总体保持高位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也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率。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直接来源就是表现为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收入阶层中的分配不均,这种分配不均也体现为不同收入阶层的子代收入向上流动率和流动幅度不同,从而影响了社会整体的收入向上流动。
因此,经济增长率和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可能并不同步。
分配导致的代际收入流动可称为“分配效应”。在这里,我们也尝试量化分析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中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
以下我们运用反事实分析考察上述“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根据上述数据特点,选取1964、1974、1984年出生子代进行反事实研究(出生相隔选取10年主要考虑到10年间宏观环境会有较大变化,这也和平时所说的几零后相对应。当然,也可以选取1965、1975、1985年出生子代)。表1是具体结果。对表1作如下解读:如果保持1974年出生子代收入份额不变,将增长率调为1964年子代经历的增长率时,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下降至57.80%;而当保持增长率不变,收入分配方式与1964年子代经历的相同时,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将变为89.53%。由于相较1964年出生子代而言,1974年出生子代本身经历了更快的经济增长,说明1974年出生子代收入向上流动率的下降可能主要由于代际间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即“分配效应”主导
相较于1974年出生子代,1984年出生子代本身也经历了更快的经济增长率。若1984年出生子代经历1974年出生子代的经济增长率,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下降至64.14%。若增长率不变,收入分配方式改变,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则为74.53%,和观测到的74.13%没有明显差异。这说明,1984年出生子代相较1974出生子代而言较高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可能主要来源于“增长效应”
上述可能主导20世纪70年代出生子代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下降的“分配效应”,既可能是更多低收入阶层家庭子代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增长收益,也可能是更多高收入阶层家庭子代占据了更多经济增长份额。如果是前者,通常认为这种分配效应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并不是“坏”的分配效应,此时有助于缩减收入差距。
为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代际向上流动率。对应上述1964、1974、1984年的三个出生子代,将其父代收入进行5个组别的划分,分别为最低20%、较低20%、中间的20%、较高20%和最高的20%,测算各分位段的流动率,结果如图5所示。在图5第一行的个人收入中,可以看出,1964年出生的子代从最低到较高的前4个分位数的家庭的向上流动率均达到100%,这使得1964年出生子代的整体绝对流动率很高。相比之下,1974年出生队列中,来自不同分位数家庭的子代收入向上流动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较高收入分位数的家庭向上流动率较低,由此拉低了整体的向上流动率。而1984年出生队列中,各分位数家庭子代的向上流动率不及1964年,但各分位数上的流动率较为平均,量级上也较高,所以整体的流动率高于1974年。
此外,图5第二行展示了夫妻收入的各段位代际流动率。可以看出,总体状况与个人收入大致相同。
由上述情形可知,主导20世纪70年代出生子代代际流动率下降的“分配效应”,具体表现为富裕家庭子代的向上流动率较低,而贫困家庭子代还保持着较高的向上流动率,这实际上体现了收入差距的缩减。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爆发于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叠加国企改革,使得高收入家庭受到的不利冲击更大,而较低收入家庭的子代由于工作性质和家庭收入构成的不同,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流动性?
对中国社会整体代际间相对流动的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可能是一个代际弹性较高、相对流动性不足,至少改革开放后相对流动未见显著提升的社会。
虽然,考虑到不同研究所利用指标不同以及现有代际间数据不足对农村样本可能存在的遗漏问题,对中国社会相对流动性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相对流动性较低的结论与本文以上得出的较高绝对流动性的结果并无矛盾,二者在中国同时存在。
从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以及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增长率将逐渐降低。在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父母收入基数必然越来越大,超过父母势必也越来越难。
以上研究也意味着,在未来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下,要保持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必须更加关注目前依然是更广泛群体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率,对这些家庭子代的教育、医疗和各种社会保障与支持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未来要保持较高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一是要持续着力发展经济,保持适宜的经济增速。二是要更加关注代际间的再分配,追求包容性增长。
(本文原题,原载《世界经济》2021年第3期。由汪小芹改写,对原文有一定删改,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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