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中国的C选项

针对美元问题的困扰,提出了一个路径设想:“不远离美国市场和美国资源的同时,远离美元问题”。也就是表1中的C选项。毫无疑问,这是最理想因而也是最难的选项,它要求鱼和熊掌兼得。要实现这一目标路径,我们首先得知道从哪里出发,也就是搞清楚现实情况:
其一,美国一定会维护它的经济霸权,在全球经济秩序和规则的调整中,硬塞进它自身的利益诉求。
就此而言,特朗普们与拜登们仅在“塞”的方式上有所差别,本质上并无不同——任何影响美国实现单边利益诉求的因素和行为体,都会被视作“对手方”,并贴上“规则破坏者”的标签。对于潜在的赶超者,对于美元体系可能的改造者,华盛顿一直存在共识,那就是打压与遏制。现如今,在美国看来,中国就是最大的对手方。
所以自当选以来,拜登政府虽展现出重返多边主义的外交姿态,但针对中国的“实体清单”还是越拉越长,而且注重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等“友邦”的协调,有选择性地“去中国化”。
其二,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持续上升,对外关联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例如,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进入SDR,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的第五种SDR篮子货币,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以2016年为起点,我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的全球份额、人民币被国际接受度等,均呈现上升的态势。数据来源:Wind
于是,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两国就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The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a problem itself (问题的解决方案本身即构成问题)。
对美国来说,与作为世界大二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占比17%、进口全球占比20%、出口全球占比20%以上的中国“脱钩”,自己也很难全身而退。毕竟,中国不是苏联,中国的发展内生于全球经济体系,深度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中。
对中国来说,要顶住美国的压力,坚持自身既定的发展道路,同时还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更非易事。前面也说到了,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得益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化,现在这一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我们知道,中美合起来约占全球经济的40%,那么对于双方而言,藉以化解困境、在战略竞争中取得先手的关键,就在于中美之外的那60%了——谁与这60%的经济往来更密切,谁能给这60%带来发展的空间,谁就占据了上风。
中国在2013年就提出“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倡议,截止2020年,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360亿美元,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近6400亿美元。美国也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重返”亚太,筹谋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时期则直接诉诸“毒丸条款”,绑定其他缔约方一致“排华”;到拜登上台,更联合G7其他成员“重建美好世界”的倡议,布局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相抗衡。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不远离美国市场和美国资源呢?历史上是有过这样的先例的——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是日渐式微的大英帝国,为挽回颓势,而采取“帝国特惠制”,亦即放弃非歧视性的贸易原则,转而要求殖民地给予英国独家贸易权;另一方是经过“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刚刚完成“二次建国”的美国,在歧视性贸易体系的压力下,坚持自由贸易的主张,并于1934年出台《互惠贸易法案》,确立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双方于1938年签订《英美互惠贸易协定》,互相都有让步,而美国所倡导国际贸易原则进入协定,为最终突破“帝国特惠制”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美竞争甚至是交锋的这一过程中,双方的经济关联度并没有下降,反而是增进了。今天的美国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正在做出类似于英国当年的调整;那么对于中国而言,也不妨向当年的美国借鉴一二,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联系——亦即在美国逐渐趋向“排他性贸易”时,全力促进非歧视性的跨境经济往来。我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完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等,都可视为朝向促成全球化新共识的努力。
与此同时,“远离美元问题”则有赖于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引导水到渠成,却忌讳拔苗助长。要促成全球化的新共识,一种做法是单方面地给全球经济提供“补贴”。在这方面,二战后的美国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向欧洲抛出的“马歇尔计划”、为日本订制的“道奇计划”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美国给欧亚战后重建的“补贴”,内容包括资金、货物、服务等各方各面,既给钱、给物,还给技术、给点子。而作为补贴的偿付机制,美国在经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过渡之后,最终推动形成了现在的美元体系。说白了,该体系给予美国的铸币税红利就是对美国的偿付,非美国家面临的“美元问题”实际上就是支付给美国的成本。唯有如此,才可持续。
对中国而言,要想促成新的全球化共识,就要承担更多大国责任,包括向外提供“补贴”。面对美国的战略竞争和遏制,这一进程的难度或将近乎“不可能”,但应该看到,历史的窗口期已经打开,能否达成最理想的“C选项”,取决于我们的答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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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容,经济学博士,就职于大型金融机构,著有《思考中国-美元逻辑下的中国角色》、《中国经济这些年——关乎你财富的八件事》、《增长的奇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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