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决策│经济相互依赖等于外交影响力么?

经贸往来是国与国之间的重要交往渠道。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不仅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也大大深化了。
那么问题来了,经贸往来,或者说经济相互依赖,能否转化为外交影响力呢?
对这个看似常识的问题,学界其实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大多人只是直觉上认为,经济相互依赖肯定能转化为外交影响力: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经济依赖度越高(特别是出口),则前者通常更容易受到后者的政治牵制。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基于公开数据和我们构建的数据,我们用定量方法实证检验了这一命题,并试图挖掘背后的可能原因。
国际贸易:度量的困难
当今世界,产业链的全球化程度非常高。一些复杂商品,如集成电路,要在多国完成多个步骤的加工,因而各国在国际贸易的统计结果上存在较大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统计辖区差异、运输时滞差异等。
一般而言,计价方式差异和转运贸易是造成双方在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上的统计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我国对外出口额与他国对华进口额上尤其明显。从图1可见,日本、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统计额显著大于我国的统计,而印度的统计额则出现了比我国的还低的少见现象。图1
就计价方式而言,我国海关以离岸价(FOB)进行出口统计,而外国往往采用到岸价(CIF)或船边交货价(FAS)进行统计。如此,基于到岸价(CIF)统计的外国的进口计价将包含我国不计入的运费、保费等。
转运贸易与原产地规则是造成统计差异的另一大原因。假设我国作为原产国与A国(作为最终目的国)之间有一宗商品贸易,如果该贸易途经B国,那么我国海关通常按可知目的地登记为对B国的出口。但如果B国并未对这些商品进行加工或只进行了简单加工(即,未使商品性质发生实质性变化),那么根据原产地规则,A国将把原产国向前追溯到我国,记为从我国进口了该商品。不仅如此,此时A国的计价还会包含B国通过“低买高卖”赚的利润或简单加工带来的增加值,从而放大了与我国在贸易统计上的差异。
为了避免不同统计口径造成的数据问题,我们搜集了来自不同统计方的数据,并以此构建了两组自变量,然后检验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是否对结果有任何影响。
基于两组不同的数据——A组数据为与中美两国进行经贸往来的第三方所报告的贸易数据,B组数据为中美两国统计部门所报告的贸易数据,我们发现,无论以哪一组数据,世界各国对我国的进口依赖度,以及总的贸易依赖度均高于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以及总的贸易依赖度(图2、图3),只是B组数据显得我国的优势非常明显,而基于A组数据,中美两国的差距相对较小。图2 本图中A、B指的是两组数据来源。imcn、imus分别是各国对中美两国的进口依赖度,即为该国当年对中美两国的进口总额与当年进口总额的百分比图3 备注:本图中A、B指的是两组数据来源。trcn、trus分别是各国对中美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即为该国当年对中美两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当年贸易(进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不过,在A组数据中,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依旧高于世界各国对我国的出口依赖度;但是在B组数据中,从2018年开始,世界各国对我国的出口依赖度已经超过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图4)。图4 本图中A、B指的是两组数据来源。excn、exus分别是各国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依赖度,即为该国当年对中美两国的出口总额与当年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贸易依赖度能否转化成为政治影响?
以上的描述性统计表明,我们的印象基本没错: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贸易大国。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了呢,或者说,我国在另一国的政治影响力是否与这个国家对我国的贸易依赖度成正比?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第三国与中国或者美国的贸易,包括进口、出口,以及总贸易,在该国的进口、出口以及总贸易所占的比例作为自变量,以度量中美外交影响力的指数为因变量,来检验该国与中美两国的贸易是否影响了其外交立场。
本文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普查局、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和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中,提取了2001–2020年的相关商品贸易总额(均以美元计价)。基于国际贸易的统计逻辑,我们把这些数据分为两组。从每一组数据中,针对中国和美国,各获得三个关键自变量。
1. A组自变量:
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中,选取“所有”为报告方,“世界”、“中国”、“美国”为伙伴方,得到各国历年的进口数据和出口数据。
在报告方中选择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剔除中美两国和缺失历年数据的国家后,经过筛选留有152个国家。逐一计算历年各国与中美两国进口总额与总进口额的比例、出口总额和总出口额的比例和贸易总额与总贸易额的比例,将它们分别定义为“对(中国或美国)的进口依赖度”、“对(中国或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对(中国或美国)的贸易依赖度”。
2. B组自变量:
在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提取各国历年的进出口总额,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普查局的数据,依次获得中美两国历年向各国的进、出口总额,以求得上述国家对华、对美的进、出口总额。剔除中美两国和缺失历年数据的国家后,经过筛选留有180个国家,然后以同样方法计算“对(中国或美国)的进口依赖度”、“对(中国或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对(中国或美国)的贸易依赖度”。
我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来检验中美对外经贸是否影响两国的国际影响力。通过一系列假说检验(两组数据、三个自变量、多个控制变量),我们发现,一个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经贸依赖并不能转化为中美两国对该国的外交影响力。事实上,唯一一个较为稳健的显著结果是:在美国统计口径下,对美出口依赖度越高的国家受到美国的外交影响反而越小。对这个结果,我们没有特别好的解释,但它进一步表明,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经贸依赖并不能转化后者对前者的外交影响力。
因此,至少就中美两国而言,一个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经贸依赖度与中美两国对这个国家的外交影响力似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提升了两国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影响力。表1
可能的原因与启示
为什么我国日益增长的对外经贸并未转化为我国的外交影响力?我们猜测,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各国在某些经济方面相对依赖中国,在另一些经济方面甚至安全方面则更依赖美国,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各国普遍在中美之间采取了风险对冲的外交思路,从而抵消了我国在经贸层面上对美国的优势。
第二,在观念维度上,尽管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和诟病——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的诸多负面后果正在显现,但这套价值体系在不少国家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我们不能构建出一个既有别于美式“自由民主”又能为许多其他国家更愿意接受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贸易以及其他经济手段以增强自身外交影响力的阻力恐怕不小。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制造”并不是一个特别可靠的标签。我国很多企业需要先从日韩、东南亚等国进口原材料、设备甚至中间产品,只是完成了最后一道实质性加工就出口国外。所以传统的出口额统计其实高估了我国的出口能力,并间接挤占了日韩等国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因此,我们也许有必要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审视外贸与外交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总之,我们初步的统计回归结果表明,我们需要对形形色色的“经贸决定论”保持警惕。一方面,中美经贸可能并不是中美关系中特别有力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另一方面,即便我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也不能指望我们会自动拥有更友好的国际环境。我们还需要在经贸之外的领域下更多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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