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制造业实力和比重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就中国需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形成了共识。与此同时,很多人认为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首先需要维持制造业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并且把制造业比重的下降等同于制造业的空心化。一些地方在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时候,也把保持制造业的比重作为政策的目标。
本文认为,不能把制造业的实力和制造业的比重简单画等号。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可能反而表现为制造业的比重下降。尤其是在城市群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城市群总体的制造业实力越强,核心大城市的服务业比重越高。
制造业和服务业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从劳动密集型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是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主要从事加工制造,产业链的两端则主要布局在发达国家。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值和贸易额都非常大,但是附加值更高的则是在产业链上发达国家的设计、研发、销售等服务业。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劳动、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逐步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必定走向升级换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微笑曲线”的两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越强,这个国家在研发设计等前端产业以及销售服务等后端产业就越强。美、德、日等制造业强国在人均制造品出口逐步增长过程中,其本国国内的服务业在就业和GDP中的占比是逐步提高的(见附录一)。在美国,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其高技能制造业占比大致保持稳定,而其服务业占比逐步上升,高技能服务业占比上升更快(见附录二)
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制造业越强,越会出现在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等环节实现本土化,以及对发达国家相应产业的替代。与此同时,一些纯粹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制造,有可能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其他国家进行转移。在上述过程中,不能简单认为制造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就是产业空心化。哪怕是有一些简单加工制造的行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只要本国能够把握相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附加值,那么在全球产业生态链上,本国就仍将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控制力。
不仅如此,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的结构方面存在过于注重生产而不够注重消费的特点。经济发展的目标并不只是提高生产水平;客观上来讲,随着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出现人们消费需求的增长,而消费增长才真正体现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从不同的消费品需求来看,收入水平的提高将逐渐带来服务消费的更快增长,而传统的商品消费则增长相对缓慢。
因此,制造业的强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消费端会促进服务消费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的速度要超过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长,从而也会带动服务业占比的日益提高。
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更体现在大城市
制造业升级换代和服务业占比之间的关系又尤其体现在城市群内部。
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是相互协调和分工的状态。
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即设计、研发、销售等等,而外围城市的比较优势则在于加工制造。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本国经济向着“微笑曲线”的两端集中,这个特征也将出现在同一个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上。整个城市群的制造业越是强大,它的核心竞争力越是体现在中心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所创造的附加值上。因此更加不能简单把一些中心城市服务业占比上升和制造业占比下降等同于产业空心化。相反,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占比上升,有可能恰恰是整个城市群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更强的体现。
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服务消费占比提高,这一结果也将强化中心城市服务占比提高的趋势。服务业产品中的大多数是不可储藏和运输的,必须在面对面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生产和消费。大城市因为人口众多和人口密度高,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拥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当整个国家服务业占比提高的时候,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往往拥有更多、更好、更多样性的服务业。因此,从消费的角度来讲,中心城市对服务消费的提供而言,作用也将越来越强。(见附录三)
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短期内制造比重的真实变化
在现代经济中,制造与服务活动是高度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截然分开。因此,统计数据中的制造比重可以反映长期的经济结构变化,但在中短期内往往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
其中,许多现代企业虽然整体被归类为制造业企业,但这些企业同时也大量从事研发、管理、会计、金融、营销、培训等服务活动。然而,一般所采用的统计惯例往往将企业作为基本单位,把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部纳入制造业或者服务业进行相关统计。例如,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所雇佣的会计人员通常被计入制造业就业,但如果该企业把会计部门独立出去,成立新的会计事务所,那么同样一批会计人员将被计入服务业就业。
在制造与服务活动高度融合的今天,用上面这种方法所计算的制造活动占宏观经济的比重,难以准确反映制造业比重在短期内的真实变化。例如,在某些时期,我们在统计数据中会看到服务业比重快速提高,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转移效应:由于税制等因素的变化,大量制造业企业将原先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服务活动,外包给了其他服务业企业,而整个经济实际的制造比重也许并未降低。
因此,不加辨别地使用这些统计数据,会严重扭曲我们对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认识;基于这些统计数据构造的“制造业比重”,更不应该成为我们制定中短期政策的主要甚至唯一参考。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进一步解放思想,纠正“制造业强等同于制造业比重高”的思维误区,避免一些地方把“制造业占比高”作为政策目标。
否则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形成对服务业发展的抑制作用,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当服务业未能得到应有发展的时候,又反过来会影响到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相反,应充分认识到服务业发展的意义,特别是服务业为制造业赋能的作用,加强研发、设计、营销、消费者服务等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力。
(作者陆铭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奚锡灿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钟粤俊是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讲师。)
附录一:中、美、德、日四国人均制造业出口与本国服务业占比 附录二:美国的高技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 附录三:大小城市服务业发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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