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村级后备干部职业选择背后的家庭理性

当下,80后、90后正在登上村庄政治的舞台,参与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经由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公式体检等环节,这些新生代通过了村级后备干部的选拔,得到任用。在笔者对村干部的访谈中,年轻的村干部直接指出“职业不后悔、待遇不满意”,也有人说,“当两年村干部,‘赔’了10万元”,以此来表达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生活开销的窘境。还有人援引网络用语,戏称基层工作人员往往是“拿着买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尽管如此,对于“钱少事多”的村干部,竞争却不少。
笔者调研的安徽省芜湖市S镇自2016年起,公开招聘了第一批村后备干部,之后逐年稳定招聘,至今,辖区内几乎所有村民委员会都有后备干部。在招录第一批后备干部时,共有40多人应聘8个岗位,报录比约为5:1。而后,后备干部职位竞争越来越激烈。从2020年招录人数来看,预计招录8名后备干部,其中,A岗3名,主要从事计划生育、妇联等工作,适合女性报考;B岗5名,主要从事信访维稳、民兵武装等工作,适合男性报考。2020年,共有60多名女性、50多名男性报考,据此,A岗的报录比达到了20:1,B岗的报录比为10:1。
值得追问的是,这些青年为什么乐于当村干部?择业动机又形塑了怎样的新生代村干部群体特征?从长远来看,这一群体将对村庄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村干部还有吸引力么?
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一书中提出了“双轨政治”的概念,刻画出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和围绕绅士群体而形成的社会自治生态。承接“双轨政治”概念的解释力,处于国家和村庄社会关系之间的村干部被划分为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两个理想类型。实际上,代理人和当家人分别将政治激励和社会激励作为村干部的择业动机,这样的精神利益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就现实层面而言,村干部工作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当两种收益均缺乏有效保障时,很多村干部便选择充当村庄政治的维持者和村庄秩序的消极守望者。在此之外,村干部职业的灰色收入空间也往往被视为影响职业吸引力的重要因素,这就意味着身份收益存在显性和隐性之别(既可能是物质收益,也可能是精神收益)。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很多群体享受到了市场收益,但对于牢守乡土的村干部群体而言,则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在城乡一体化地区,尤其是村庄经济出现分化的情况下,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仍是寥寥可数。根据S镇的相关规定,村级后备干部的基本工资为一般干部标准(2016年政策规定为2000元,按照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每两年调整一次),加上考核奖励、年度绩效的总收入约有4万-5万元。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入,村庄治理的财务监管愈加严格,村干部的工作的灰色收入空间也被严格压缩。仅仅凭借四五万元的工资收入,难以产生有效的职业激励。同时,各项基层治理事务日渐增多,村干部疲于应对。在迎上的行政任务带来工作压力的同时,也挤压了对下的群众工作安排。干群关联愈加脆弱,不可避免的瓦解社会性收益的存在基础。
能顾家,村干部的最大优势?
公开报考时的激烈竞争意味着“钱少事多”的村干部职业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多位受访的年轻村干部均指出,村干部职位具有比较优势,即和单纯的工厂劳作收入(约有3000元/月)相比,村干部的工资收入更高,并且工作时长短,像电子厂、服装厂工人都只有单休,并且每天几乎加班到晚上七八点;而和在外省市工作的同龄人相比,虽然工资收入比较低,但是离家很近,可以满足“顾家”的需求。几位男性村干部多次强调的“顾家”需求似乎挑战了传统的对男性家庭分工的认识,但也不得不承认,与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倾向于在一、二线城市就业的年轻人相比,以及与不具有学历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的年轻人相比,具有大专学历的年轻人与县-乡政府、机关单位等体制内就业机会是一种双向匹配。
退役后来到村委会工作的邱阳说,“村干部收入是挺低的,我在外地也是能找到工资高的工作的,但我的媳妇在本地不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夫妻分居也不现实,并且,我的孩子怎么办?不在身边,教育不好的。离父母远了,突然有什么问题,也照顾不来。”突显的家庭完整性需求反映出青年群体家庭认同观念的新特征。
所需要“顾”的家既包括核心家庭,也包括父辈家庭需求,而且,家庭发展预期中的经济维度和情感维度都变得愈加重要。
80后、90后均已达到婚育年龄,家庭发展任务多以教养下一代为核心。80后的何凤雪有一儿一女,分别上初中和小学。由于丈夫在芜湖市区工作,工作日住在市区,只有周末回家,平日教养孩子的主要责任便落到了她的身上。何凤雪指出:“村干部工作具有一定的灵活空间,同事间的工作也很好协调。在被老师叫家长或需要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能够比较容易请到假。这在其他单位可能是不方便的。88年的董加成的女儿正接受小学教育。他给女儿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要求女儿遵守早上6:30起床,晚上9:30睡觉的时间规定,周末白天的数学、语文、英语等各科的学习时间也都精确到每一个小时,额外还有女儿参加舞蹈兴趣班及课后练习的时间。董加成坦言,当村干部基本不用周末加班,这是难得的优势,自己可以将工作之外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女儿的学业安排上。
90后村干部的子女多是0-6岁,属于学前教育阶段,尤其是在2016年实施二孩政策后生育的第二个子女,多处于婴幼儿时期,具有强烈的照护需求。从日常实践来看,婴幼儿照护的责任主要由孩子母亲、(外)祖母等女性承担,但亲密平等的两性关系促使家务分工的性别化区隔不再明晰,受访的男性村干部多将家务劳动、照看子女以及其他协助工作视为履行家庭责任的表现。
核心家庭的需求构成了年轻人履行家庭责任的重心,同时,关怀父辈也是家庭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在村庄工作的距离优势,村干部可以在工作之余兼顾对留守父辈的照看与慰问。“我每天都在去村里巡逻,顺路就可以看看家里,有什么活儿也可以随手干一下。”
新生代村干部背后的家庭支持
从最直接的理解来看,顾家就是照护家人,满足需求,有序应对家庭危机。“顾家”虽然可以被视为新生代村干部的主观倾向,但这一倾向背后却以父代和子代家庭间的资源互动、代际关系为基础。也就是说,年轻人试图顾家的同时,也是深受照顾的过程。
(1)父辈家庭承接了购房压力
于安于2014年在县内全款购入40万元的住房,自己在当兵期间及退役后补贴和妻子的积蓄共有20万,余下为父母出资20万,装修钱由妻子的父母支付。与之类似,何凤雪于2015年全款购置了42万元的房产,除了夫妻二人的积蓄外,公公给了15万元,自己的父亲给了4万元,而后,在装修、买车时,公公婆婆曾给予万余元的支持。如果父辈家庭的积累相对有限,难以支持子代家庭全款购房,帮忙支付首付成为折中选择,许超家庭就是如此,每个月需还贷一千元左右。子代独立购置住房的经验并不多见,更多的年轻人都因为经济积累薄弱,必须依仗父辈支持才能满足城市化的住房需求。
全款购房极大地缓解了子代家庭的生活压力。笔者调研的市县有着丰富的工作机会,灵活就业的空间大,有利于父辈家庭积蓄,这是父辈家庭提供强支持的现实条件。如果父辈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从事农业劳作,可能不具备提供强有力的代际支持的能力;而对于在第一二线城市工作生活的青年家庭来说,即便是发达地区农村父辈的投入也可能意味着杯水车薪。在家庭大宗支出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年轻的村干部没有强烈的动机去追求高收入岗位,随着工作预期的稳定,家庭生活质量成为评估个体生活的重要维度,并得到普遍认可。
(2)父辈家庭降低了子代生活开销
日常生活中的父辈支出,主要包括给子女配送一些小菜、鸡鸭等禽肉,给孙辈的零花钱,逢年过节还会给孙子发红包,一次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于安指出,平日里主要靠父母的钱支付整个家庭的开支,母亲一个月大约要补贴1000元,主要就是买荤菜,而长期居住在农村的父亲会种植一些青菜,圈养鸡鸭,这些食材也都不间断地送到了子女家庭的日常餐桌。许超则强调,虽然没有额外的直接补贴,但平时父母都将饭菜准备好,三代人在一起吃饭,小家庭节省了伙食费。
(3)父辈家庭提供照护服务
从居住空间上看,子代家庭普遍在县城买房,而老年人多居住在农村。近郊村的区位优势是两个家庭的空间距离很近,在子代家庭需要帮忙照护孙辈的时候,祖母或外祖母可以极其方便地提供照护劳动。根据被访者的描述,祖母们每天早出晚归,骑电瓶车10-20分钟往返县城儿子家和农村居住地。除了接送孙子女上下学(园)之外,还会帮忙洗衣服,做家务。董加成的父母在南京务工,虽然没有直接帮助年轻夫妻照看婴幼儿,但每年都给予小家庭上万元,“我的爸妈说,这笔钱可以用来请保姆。”在这个意义上看,也是父辈家庭投入照护工作的表现。
家庭动员面临压力,制度保障有待完善
无论是直接的经济投入还是照护劳动投入,两代人都形成了紧密的家庭分工模式,根本原因在于持续向下投入的新家庭主义特征已经成形,如何最优地实现家庭功能成为每个青年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
平衡家庭经济收益和照护劳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人力配置方式,例如,许超在访谈中比较了本人家庭和董加成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差异。“董加成的父母一直在南京医院当护工,一年收入约有十几万元,可能因为是妻子上班的工资不如爷爷奶奶的务工收入,所以她单独在家带两个小孩。我的妈妈没有文化水平,没有好的务工机会,只能在家带孙子。”以第三代成长为目标,父辈家庭的参与必不可少,代际分工更加紧密,也会因此重新进行家庭分工。于安描述了他对未来家庭发展的预期:“等到他(第二个孩子)满1周岁,妻子会上班,到时候会让母亲辞职在家帮忙带孩子。因为我老婆年轻,肯定要上班,在家三四年会与社会脱节;并且她有会计证,好找工作。我妈妈在服装厂的工作有灵活性,收入不高,可做可不做,有时她觉得天冷了,就不去上班,在家帮忙带孩子,当天的工资也不要了。”
从现实经验来看,目前,包括婴幼儿照护在内的儿童抚育支出相对较低,而当第三代参与市场化教育竞争时,家庭经济开支将明显增大。与之类似,低龄老人通过提供照护服务等方式参与家庭劳动力配置,降低了子代核心家庭的经济成本,但当老年人年纪渐长,出现慢性疾病或者重大疾病之际,子代家庭的投入必然随之增加。如此一来,两代家庭平衡的合作共济关系就被打破。对新生代村干部而言,在家庭功能导向下,可能倾向于谋求其他工作岗位。
村干部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建设要以制度设计为依托。实际上,由于后备干部的经济收入水平一般、晋升渠道有限,已造成一定的职业流出情况。这更加督促健全对新生代村干部的制度保障体系,例如提高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优化社会保障服务、搭建技能提升平台、理顺职业晋升渠道等内容都亟待进一步推进。
(作者徐宏宇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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